第一章
在我年幼懵懂的岁月，动辄就受会到伤害。父亲给了我一个忠告，一直以来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去。
“不论什么时候，你想开口苛责别人了，”他跟我说，“务必记住，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你这样吹毛求疵的优势。”
他把话点到为止，不过我们爷俩说话投机实属少有，话说半句都嫌多，我明白他一贯话中有话意犹未尽。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就养成了欲言又止的习惯，所有看法都能不说就不说，这一习惯给我开发出来许多十分少见的品质，同时也让我成了不少缠磨老手的牺牲品。这种品质出现在一个正常人的身上，不正常的脑子一下子就能察觉出来，缠磨上。这样一来，其结果是，在大学里，我被人家说成政治家，很是冤枉，就是因为我暗中了解了那些放浪形骸的无名的人们隐秘的糟心事儿。多数知心话都不是刻意寻求的——我往往假装睡着了，走神了，要么做出一种敌视的不耐烦劲头，因为这时候某种无误的迹象让我意识到，一场掏心窝子的诉说在地平线上瑟瑟抖动，按捺不住了；因为年轻人掏心窝子的诉说，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自己的措辞通常都是拾人牙慧，被各种显而易见的禁忌搞得词不达意。满脑子想法却三缄其口，那本就是遥不可及的希望。假如我遗忘基本的礼仪的意识，是生来就打成了大小不一的包袱的，如同我父亲世故地劝告过，而我世故地反复付诸实践，我还真有点担心会听漏什么东西。
够了，对我这种容忍的本领吹嘘一番后，我还是得承认，这种容忍终归是有度的。行为可以建立在坚硬的磐石上，也可以建立在湿软的沼泽地里，但是容忍到一定程度，我就不在乎它建立在什么东西上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时，我感觉自己想让这世界穿上统一制服，永远受到一种道德的关注；我不再想碰头撞脑地满世界乱跑，利用奔波的优势窥探人心。只有盖茨比，用其名字为这本书取名字的人，不在我的这种反应之内——盖茨比，代表了我从心眼儿里看不上的所有东西。如果人品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他身上有一些绚烂的东西，有一些对生活前景高度敏感的东西，仿佛他和一台万里之遥的记录地震的精密仪器紧密相连。这种反应和软绵绵的敏感性毫无关联，哪怕赋予“富于创造的气质”之名的荣誉——它是一种实现希望的超凡的天赋，一种浪漫说来就来的气质，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识过，而且很可能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不——盖茨比最终证明全都是对的；让我暂时对世人流产的愁绪和短暂的喜悦失去兴趣的，是追逐盖茨比的东西，是在他的梦境尾随之中飘飞的肮脏的灰尘。
我家三代在这个西部城市里一直是名门，家底殷实。卡拉韦家族可谓一个旺族，我们家族的传统源自巴克卢列位公爵，我们这条支脉上的实际远祖是我祖父的兄长，来到这里时已经五十有一，找了一个替身去参加内战，自己开始做五金批发的生意，我父亲今天还在此行发财。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位远祖，但是人们说我长相很像他——和我父亲办公室悬挂的那幅面部表情生硬的画像尤有相同之处。1915年，我从纽黑文毕业，正好和我父亲相隔了四分之一世纪，稍后，我参加了那场条顿人大迁徙，就是尽人皆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参加那场反击战奋不顾身，回来后还冲劲十足。可中西部这地儿不是世界炽热的中心，现在好像是这宇宙参差不齐的边缘——因此，我决定到东边去，学做证券生意。我认识的人都在做证券生意，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证券生意养住一个单身汉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婶子大娘和叔叔伯伯都在谈论证券生意，仿佛他们在为我挑选一所预习学校，最后终于说“嗯，这就好，这就好”，个个脸色凝重，意犹未尽。父亲同意供给我一年学费，一再延宕之后，我终于来到了东边，我想，这下要扎下根来，说这话是1922年春上了。
马虎不得的事情是在城里找到房子，不过那是一个温暖的季节，而我刚刚离开一个草坪连绵、树木荫翳的地域，因此，当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在城乡结合小镇一块儿租下一座房子时，听起来是一个很受用的主意。他找到了那座房子，风吹雨淋的条板建成的凉台平房，月租八十块，可是到了最后时刻，公司派遣他去华盛顿，我只好一个人去了那个城乡接合部。我带了一只狗——至少我和它相处了几日，不久它跑掉了——一辆道奇车和一个芬兰女佣，她给我铺床叠被，做早餐，一边在电炉边嘟嘟哝哝说些芬兰语格言。
打发一天的日子很孤寂，就这么过着，一天早上一个比我晚搬来的人，在路上拦住了我。
“你知道西蛋村怎么走吗？”他问道，一筹莫展的样子。
我如实相告。我接着往前走时，就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成了一个向导，一个探路人，一个原住户。他不经意间让我享有了远亲不如近邻的那份自由。
艳阳高照，树间绿叶蓬勃生长，好似高速影像里那些飞速生长的东西，我触景生情，油然相信，夏季来临，生活又要开始一轮了。
首先，要读的东西多不胜数，新生的草木呼出了新鲜空气，颐养的健康可以从中大受裨益。我购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信贷和风险投资的书，它们就码在我床头的架子上，红的红，金的金，像刚刚从模子里印出来的新钞票，等待我去里面寻找只有迈达斯、摩根和米塞纳斯了然于心的金光闪闪的秘密。另外，我眼光放得很远，也在阅读许多别的书籍。我在大学对文学很热衷——有一年我为《耶鲁新闻》撰写了一系列整肃而明快的头版文章——现在我打算把这些东西都带回我的生活里，再次成为浅尝辄止的全面专家，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这话可不是一句警句——只从一个窗口眺望，生活毕竟更富有功成名就的色彩。
我在北美一个最罕见的社区租到一所房子，只是一个巧合。它位于那个狭长的闹闹哄哄的岛上，是从纽约正东方向边上延伸出来的——置于别的自然的千奇百怪的景色中，它由两块陆地组成，十分别致。距离纽约城二十英里，形同一对巨大的禽蛋，轮廓一模一样，只有一个殷勤的海湾从中间一分为二，一直延伸到了西半球海域最温馨的水域，即长岛海峡的湿润的大空场。它们算不上完美的椭圆形——很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那个鸡蛋，它们都在接触端被磕平了——但是它们形体上的相似一定是凌空翱翔的海鸥永远大惑不解的根源。对于不能凌空飞行的生物来说，更令人兴趣不减的现象是，除了形状和大小，凡是有特点的地方都不尽相同。
我住在西蛋，就是——嗯，两个蛋中不那么时髦的那个，尽管形容两者的诡谲之处以及两者之间不乏一点不祥的对比，这是最肤浅的说法。我的房子就在蛋尖尖上，距离海湾只有五十码远，夹在两座大宅邸之间，它们的租金都在一季度一千二百块到一千五百块左右。我房子的右边的那座按任何标准衡量，都算得上庞大的建筑群——它是名副其实地模仿诺曼底某座市政府大厦修建起来的，一端耸立着一座塔楼，清清楚楚地映现在稀疏须子般的新常春藤间，一个大理石砌起的游泳池，四十多英亩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豪宅。或者，更确切地讲，因为我不认识盖茨比先生，宅邸里住着一位叫盖茨比的绅士。我自己的房子只能算作不入眼的所在，幸亏不入眼的程度很有限，一直为人忽略，这样我才能眺望到一片水域，还能看到邻居家的一角草坪，而且备感舒心的是和百万富翁做邻居——这一切受用一月只用花八十块钱就行了。
殷勤的海湾对面，时尚的东蛋上一座座白色宅邸映现在海水里，粼粼波光，夏季的故事在我驱车去汤姆?布坎南夫妇家用餐的那个夜晚，就真的开始了。黛茜是我的远房表妹，而汤姆是我在大学认识的。第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和他们在芝加哥共度了两天。
黛茜的丈夫，身体条件没的说，曾经是纽黑文橄榄球攻防两端最能冲锋陷阵的锋线队员之一——也可以说就是国家队员，是那种二十一岁上就达到了如此顶级优秀之列的人物，此后凡事都难免巅峰不再的嫌隙。他的家庭富得流油，财源滚滚——即便是上学期间，他都挥金如土，遭人诟病——而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芝加哥，举家东迁，那架势能让你屏息凝神：比如说，他从森林湖把马球矮马一窝端来了。在我自己这代人中，一个人阔气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不清楚。他们曾经在法国生活过一年，无须什么特别的理由，然后，只要哪里有人打马球，同是富人，他们就永不停歇地忽而到这里，忽而到那里，飘忽不定。黛茜在电话里说，这次东迁是一次永久性挪动，然而我才不相信呢——我虽然窥测不到黛茜的内心，但是我感觉汤姆会一直漂移下去，心怀一点怅惘，追寻那一去不复返的橄榄球特有的激动人心的肉搏战。
顺理成章，在一个暖融融的晚风习习的夜晚，我驱车到东蛋，去拜访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两个老朋友。他们的宅邸比我预料得还要煞费苦心，是一座十分触目的红白相间的乔治朝殖民地风格的大厦，临水而立。草坪始于海滩，一直延展到前门，足有四分之一英里，越过了日晷仪、铺砖小径和姹紫嫣红的花园——最后到达宅邸时，在鲜艳的藤蔓中沿边辗转腾挪，仿佛奔袭一路终于消停下来了。宅邸的前面点缀了一溜法国窗户，这时反射出金闪闪的光亮，对温暖多风的下午敞开大门；汤姆?布坎南穿着骑马服，两腿分开，站在前廊里。
自打纽黑文岁月以来，他发生了变化。现在他成了三十郎当的汉子，身体健硕，头发呈浅黄色，一张相当冷酷的嘴，一副目空一切的神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在脸上建立了统治优势，让那副尊容总是咄咄逼人地向前逼近。即便穿上具有女性优雅的骑马服，都遮掩不住他身体蕴藏的巨大力量——他好像把那些亮闪闪的靴子撑得满满的，他不得不把靴子顶端的鞋带都系得紧紧地，他的肩膀在单衣服下活动时，你都能看见一大块肌肉在移动。这是一个能够倒拔垂杨柳的身板——一尊让人痛苦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一种沙哑的男高音，让他传达出来的那种强悍劲头更胜一筹。那种声音里有一丝老子为尊的蔑视，哪怕面对他喜欢的人——纽黑文憎恨他这种霸道劲头的大有人在。
“喂，别以为我在这些事物上的观点是一言九鼎，”他好像在说，“只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更有男子气概。”我们同在高年级学生联谊会，我们却从来算不上过从甚密，但是我一向感觉他认可我，很想让我像他一样，以他自己那种生硬的、挑衅的渴望喜欢他。
在阳光明媚的门廊里，我们聊了一会儿。
“我在这里弄到了一处令人垂涎的地方。”他说，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骨碌碌地转动。
他用一条胳膊把我转过来，他那肥硕的大手指向了前面一幕狭长的景色，包括一个下沉式意大利花园，芳香四溢的玫瑰，一艘狮子鼻状汽艇，随着波浪触碰着岸边。
“这地儿原本是德梅因的，一个做石油生意的人。”他又把我转回来，客气却突兀。“我们进屋吧。”
我们走过一条高高的门道，进入一个明亮的玫瑰色空间，两端都是法国式窗户，和这空间脆弱地连接在一起。窗户半掩着，耀眼的白光和室外清新的绿草对比鲜明，看去好像青草长进了房子里一截儿。习习凉风吹进了屋子，把一头的窗帘撩起来，如同淡色的旗帜从另一头飘了起来，迎风招展，卷向天花板那幅霜雪覆盖似的婚礼蛋糕图案，然后在酒红色地毯上起伏波动，在上面投下一道影子，如同大风在海面上兴风作浪。
屋子里唯一岿然不动的物件是一张巨大的长沙发，两个年轻的女人在上面坐着，仿佛坐在一个拴得死死的气球上。她们都身穿白色衣服，裙装在飘拂，窸窣作响，仿佛她们在这大宅里短暂飞行了一阵子刚刚落地。我一定是失神地站了一会儿，聆听窗帘的飘拂和拍击声，以及墙上一幅画的呻吟声。接下来响起一阵隆隆之声，是汤姆?布坎南把后窗户关上了，穿堂风一下子在屋子里消失了，窗帘、地毯和两个鼓鼓囊囊的女人慢慢地落到了地上。
比较年轻的女人，对我来说是陌生人。她在沙发上伸展得笔直，纹丝不动，只是下巴颏儿微微抬起来一点，仿佛什么东西很可能要倒下去，她须抬起一点下巴来保持平衡。如果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了我，她没有流露一点迹象——确实，我进屋子打扰了她，小声表示歉意，差一点把自己吓着了。
另一女郎，黛茜，做出要起来的样子——她稍稍向前欠了欠身子，露出一脸诚意的表情。随后她笑了，一声荒唐却好听的短促笑声，我于是也跟着笑起来，向前迈几步进了屋子。
“我都——都幸福得瘫在沙发上了。”
她又笑起来，仿佛她说了什么非常俏皮的话，而且拉着我的手等了一会儿，抬头打量我的脸，发誓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人是她这么想看见的。这就是她的说话方式。她使了一个眼色，嘟嘟哝哝地说那个平衡身体的女孩姓贝克。（我听人家说，黛茜嘟嘟哝哝说话，就是想让人往她身上靠近；一种南辕北辙的吹毛求疵，丝毫无损媚人之处。）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还是上下碰了碰，她冲我点了点头，几乎觉察不到是在点头，然后她旋即把头挺了挺直——她保持平衡的那东西明显地倾斜了一点，这让她委实吓了一跳。我的嘴唇不由得又是一声道歉。几乎所有旁若无人的表现，都会让我由衷敬佩。
我回头看了看我的表妹，因她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声音很低，却依然有些颤抖。这种声音，耳朵要紧赶慢赶地跟上，仿佛每句话都是一连串音符的排列，一旦弹奏过就再也不重复了。她的脸色悲戚戚的，因为其中有明亮的东西而显得可爱，两只明亮的眼睛，一张明亮的热情的嘴，但是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兴奋，男人们一旦留意过就很难忘记了：一种吟唱的强制，一声悄声的“听啊”，一种保证，说她干过一些快活的激动的事情，不久前的事儿，因为快活的兴奋的东西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徘徊不去。
我告诉她，我到东部来的路上，在芝加哥停留了一两天，十几个人都要我向她问好。
“他们都想我了吗？”她大惊小怪地喊道。
“整个城市都很萧条。所有的汽车都让人把后轮涂成了黑色，像致哀的花圈，北边湖岸一带，整宿都听得见悲恸不已的苦叹。”
“多么多姿多彩啊！我们回去吧，汤姆。明天就走！”然后她话锋一转补充说，“你应该去看看那个婴儿。”
“我是该去看看的。”
“她睡着了。她三岁了。你还没有见过她吧？”
“还没有。”
“嗯，你应该去看看她。她——”
汤姆?布坎南一刻也不停顿，在屋子里飘来荡去的，这时停下来，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在干什么，尼克？”
“做证券。”
“跟谁做？”
我如实相告。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他武断地说。
这话让我很不受用。
“你会听说的，”我干脆地答道，“只要你在东部待着，会听说的。”
“啊，我会待在东部的，你不用操心，”他说，瞅了一眼黛茜，随后回看着我，仿佛因为什么事情更加警惕起来。“我要是还到别的地方去，那就是大笨蛋一个。”
这时贝克小姐插话道：“绝对！”她冷不丁地来一句，把我吓了一跳——自从我进来这屋子，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很显然，像我一样，这话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她打了一个哈欠，接着一连串干脆利落的动作，倏然一下站到了屋子的中间。
“我快成僵尸了，”她诉苦说，“我都记不得在那沙发上躺了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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