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第2部
l 20世纪伟大的德语传记，《理想藏书》列入 “回忆录与自传”类作品
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卷帙浩繁，从卡内蒂漂泊的童年延展到他初登文坛的中年，将生动而私人化的描写与恢弘博大的时代画卷完美结合，不仅是作家个人的生命记录，更是波澜壮阔的中欧文化史的别致呈现。或许正因为如此，它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传记。
《耳中火炬》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跨度为1927年至1931年。被母亲从求知天堂苏黎世强行带走后，卡内蒂来到德国的法兰克福，“面对真实的人生”。中学毕业后，他再次违背自己的意愿，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所幸在此期间，他从未放弃对文学和艺术的追求，他结识了赫尔曼•布洛赫、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伊萨克•巴别尔等文坛和艺界名流，并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薇莎。
伊萨克•巴别尔
回想起那段柏林时光，伊萨克•巴别尔占去了我记忆的大部分空间。今天想来，他在那里不可能待了很久，但我却觉得，几个星期里好像每天都能见到他，在一起一待就是几小时，不过，我们之间一直没有多少话。我当时在柏林遇到的数不清的人中，他是最让我喜欢的一个，因此他在我的记忆中扩展开来，我甚至愿意将那九十日的柏林时光中的每一天都奉献给他。
他是从巴黎来柏林的，他太太是个画家，师从安德烈•洛特。他去过法国各个地方。法国文学是他的天堂，他把莫泊桑当成自己真正的师长。当年发现他的是高尔基，他支持他、给他提建议，再没有比他的方式更聪明、更令人鼓舞的了；他为其分析自身的可能；提出批评，却毫无私心，完全是为他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态度认真，但又不带嘲讽，高尔基很清楚，在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潜在才能之前，要毁掉这个势弱、无名的后辈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
在国外逗留了一段较长的日子之后，巴别尔准备返回苏联，并在柏林稍事停留。现在想来，他是将近九月底的时候到柏林的，实际上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星期。他因出版了《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而成名，马里克出版社发行了这两本书的德文版，我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后面那本书。我钦佩他，但并不觉得自己距离他太远。孩提时代，我就已经听说了敖德萨，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我人生最早的阶段。虽然我只在瓦尔纳的短短几周里看到了黑海，但我为它花去了很多时间。巴别尔来自敖德萨的故事中的那份色彩斑斓，那份粗犷的野性与力量，就像源自我儿时的记忆一样；不经意间，我在他的书中寻找到了多瑙河下游那个小地方的天然首都；如果敖德萨在多瑙河的入海口发展起来，我会觉得更合适。这样的话，那次决定我童年梦想的著名旅行就可以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再逆流而上，从维也纳到敖德萨，再从敖德萨到维也纳，而远在下游的鲁斯丘克在这条线路上占据的位置就是正确的了。
我对巴别尔充满好奇，仿佛我有一半是属于他来自的那个地区似的。只有向世界开放的地区让我感到舒服，敖德萨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巴别尔对这个地方以及它的故事也是这种感觉。在我童年的房子里，所有的窗户都朝向维也纳。现在，在至今都被回避的一面上，一扇朝向敖德萨的窗户被打开了。
巴别尔生得矮小敦实，脑袋非常圆，首先吸引别人眼球的就是那厚厚的玻璃镜片。或许，这是他睁大眼睛，让眼睛显得特别圆、特别大的原因。他刚一出现，几乎还身影模糊，没开口说话，别人就感觉看到他了；与此相对应的，是他的魁梧、健壮，鼻子上架着的那副眼镜一点也没有给人以羸弱的感觉。
在“天鹅角”，那是一家让我感觉奢华的饭店，也许是因为人们夜间看完戏剧演出后会去那里，那里挤满了有名的戏剧界人士，几乎还未看清这一个，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名人已经从身边走过了；在这戏剧的鼎盛时期，这类人太多了，大家不得不很快就放弃注意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过，也有作家、画家和赞助人，以及评论家和大牌记者会来这里。和我一起前来的维兰特总是很细心，一一向我介绍那些人是谁。他认识他们所有人已经很久了，因此不觉得这些人有什么特别。在他的嘴里，他们的名字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是大名鼎鼎，仿佛他怀疑他们有权享有这样的名声，仿佛别人过高地推崇了他们，并且他们只是过眼烟云，只有他自己的马还在奔跑，他亲自发现的那些人，为他们出书，努力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人身上，他自然是更乐于详细地谈论这些人。待在“天鹅角”饭店的夜晚，他不会和自己的朋友单坐一张桌子，与外界隔离开，而是更喜欢加入到更大的群体中去，这些人既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对手，他会挑选出攻击的对象。他会用诋毁别人的方式来捍卫自己，而不是简单防卫；通常这样的情形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他又注意到了另一帮人，那里坐着一个激起他攻击欲望的人。我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唯一偏爱这种攻击性方式的人。还有一些人，通过诉苦来确立自己，甚至还有一些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在这喧闹之中闭上嘴巴，一言不发；这种人虽是少数，但十分显眼：他们是这沸腾土地上闭着嘴、板着脸的幽静岛屿，是擅长饮酒的乌龟，大家不得不去打听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对任何问题做出反应。
晚上，当巴别尔第一次出现时，一大帮人立刻走到“天鹅角”最前面的地方，坐在一张长桌旁。我去晚了，腼腆地坐在最外围，紧挨着门，屁股只沾着椅子的边，仿佛准备随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开一般。莱昂哈德•弗兰克是这圈人中最“漂亮”的，他的脸部轮廓鲜明，皱纹很深，就像饱经沧桑似的，他也喜欢让所有人看到他沧桑的面容。他瘦高个儿，强壮有力，穿着一身很有风度的西服，是量身定做的；他像是准备去做某事一般，似乎一声令下，他就会像豹子一样跃过整张桌子，而做这一举动时，西服不会有任何地方被压皱或是滑落。虽然他脸上皱纹很深，但看上去一点也不显老，他正值壮年。谈起他，人们都肃然起敬，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铁匠（或者像其他人稍欠诗意说的那样：钳工），因此他有力、敏捷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象他站在铁砧旁，而不是穿着这身让我感觉不舒服的西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天鹅角”感觉无比的舒服。
坐在这张桌子旁的那些俄国诗人也同样感觉很惬意。那时候，他们经常旅行，很喜欢到柏林来，这里喧嚣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很适合他们的秉性。通过他们的出版商赫尔茨菲尔德，他们一个个都很出名。他不是他们唯一的出版商，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他为之出书的作者是不会被人忽视的，仅凭他哥哥约翰•哈特菲尔德设计的封面，这些作者也不会被人忽略了。安雅•阿尔库斯坐在那里，据说，她是一位刚出道的女诗人，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性，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点，因为，她长着一颗猞猁一般的脑袋。我后来没再听到过她的名字，也许她用了别名写作，也许她早早去世了。
我一定要提一下当时在座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在今天已被遗忘的，他们的故事只有我还记得，但他们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如果这个晚上不是因为某些特别的事情而具有了重要性，使得余下的一切都似乎变得逊色的话，这么做可能不合适。在这个晚上，巴别尔第一次出现，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同“天鹅角”的氛围是相吻合的：他不是作为自己作品的演员而出现在这里的，虽然他也被柏林吸引，但他与其他人不同，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柏林人”，而更是一位“巴黎人”。名人的生活并不比其他人的生活更能引起他的兴趣，说不定还更少令他关注。在这个名人圈子里，他感觉不舒服，并想努力脱离它。所以，他才会关注这张桌子上唯一一个根本不属于这里的无名小卒。这个无名小卒就是我。他看一眼就能确定我的价值，证明他目光敏锐、经验丰富且明智不惑。
我记不起最初的对话了。我给他让了位，他仍然站着，似乎还没决定要不要留下。他坚定不移地站在那里，仿佛前面就是一道深不可测的悬崖峭壁。这一印象可能是因为他那宽阔的肩膀挡住了我对着入口处的视线而造成的。我再也看不见其他来的人了，只看见他。他脸上露出不满意的表情，对在座的俄国人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懂，但却引起我的信任。我肯定，这些话与这家饭店有关，他和我一样不喜欢它，但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满。因为，那个长着猞猁面孔的女诗人坐在我的不远处，她的美貌可以抵消一切。我重视的是他留在那里，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因为她的缘故，谁会不愿留下来呢。她向他示意，做出手势，表示理解他，并想在自己旁边给他留出位子。他摇摇头，用手指指我。他这么做，只能说明我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个位子，这种礼貌让我既欣喜又困惑。换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坐过去的，就算样子极为尴尬。可他不想伤害我，所以推辞了。现在，我一再请他坐在我的位子上，并去找一把椅子。但我一把都没找到，我走过每一张桌子，那段时间里，我在饭店里徒劳地四处乱走，等我两手空空地回来时，巴别尔不见了。那位女诗人转告我说，巴别尔不想占我的位子，所以走了。
他这一最初的举动，起因是我，看上去也许并不重要，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矮小壮实，站在那里的那副样子让我想起了《骑兵军》，想起他在俄国对波兰的战争期间，在哥萨克人中经历的那些奇妙而可怕的事情。就连我从他身上看到的对饭店的不满也很符合他以前的经历，他背后有那么多残忍和艰辛的故事，却对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表现出这种亲切与体谅，从这一刻起通过自己的关注来嘉奖这个年轻人。
他很好奇，想看柏林的一切，他的“一切”指的是人，而且不是那种经常进出艺术家聚集的饭店或者高级饭店的人。他最喜欢去阿兴格饭店，在那里，我们并排站着，慢慢喝着豌豆汤。他那厚镜片后面圆滚滚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而且总觉得看不够。他很讨厌汤喝完，他希望能得到一碗喝不完的汤，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看。由于周围的人变换得很快，所以可看得很多。我从未见过有人这么专注地观察别人。他看人的时候是完全安静的，通过眼睛部分的运动，他眼中不停地变换着表达。看的时候，他不会抵制任何东西，因为，他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对他来说，最正常和最反常的东西一样有意义。他只有在“天鹅角”或是施利希特那些挥霍浪费的人中间才会感到无聊。我坐在那里，他走进来的时候会用目光寻找我，然后坐到我身边。但他不会坐上很久，很快就会对我说：“我们去阿兴格饭店吧！”不管我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愿意带我一同前往在我看来是我在柏林能想象到的最高荣誉；我站起身就跟他走了。
他说“阿兴格”一词，并不是想指责这种高级饭店里的挥霍。他反感的是艺术家们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每个人都想引人注目，每个人都在作秀，空气因冷酷的虚荣而变得凝固。他本人很慷慨大方，为了能快点到达阿兴格，这么一段短距离，他也会乘出租车去；付账的时候，他会霎时间出现在司机旁边，非常礼貌地向我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付钱。他会说，他正好刚收到一笔钱，他不能将它们带走，必须在柏林花光，虽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强迫自己相信他，因为他的慷慨让我着迷。他从没说过他是为我的处境考虑：我是个学生，大概还没有什么收入。我向他坦言自己还没有发表什么作品。“这没关系，”他说，“现在还太早。”听上去好像如果已经出了书就是一个耻辱似的。今天想来，我认为，他这么照顾我，是因为他对我处在那种鼓吹名望之下的尴尬抱有同感。我跟他说的话很少，远少过跟其他人的交谈。他说的也不太多，他更喜欢观察周围的人，只有谈到法国文学的时候，他才会跟我交谈。司汤达和莫泊桑是最让他钦佩的。
我原以为会从他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俄国名人的事情，可能这些人对他来说太习以为常了，可能他不想让人以为他在吹嘘自己国家的文学。但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说不定他害怕这种谈话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肤浅：他自己在那书写伟大作品的语言中游刃有余，而我最多不过是通过翻译才了解这些作品。像他这么一个认真对待文学的人，所有的差不多甚至是相近，都让他讨厌。我的担心也同样不少，我不敢跟他谈论《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
但从我们关于法国文学，关于司汤达、福楼拜和莫泊桑的谈话中，他大概觉察到了自己的故事对我的重要。因为，当我明着问这问那的时候，这些问题暗地里总是与他有关。他立刻就发现了这种没有明说出来的联系，并且给我一个简单、准确的答复。他看到了我对他的答案很满意，或许，他也很喜欢我没有转而去问其他问题。他谈起巴黎，他那位画家太太在那里已经生活一年了。我觉得，他刚把她从巴黎接走，就已经又怀念那里了。比起契诃夫，他更喜欢莫泊桑。然而，当我说出果戈理的名字时（我最喜欢他），他的话令我吃惊，也令我高兴：“法国人中没有果戈理这样的人。”然后，他略作思考，为了与这句看似是吹嘘的话作比较，又补充道：“俄国人中有司汤达这样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