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
作为改革的见证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1979年秋我考入中南财经大学，入学后不久学校就发给我们布票、粮票、糖票等各类票证。今天的大学生不会明白为何发这些票证，那时候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买商品一律凭票。记得武汉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想买件棉大衣过冬，可学校发的布票不够，三个人加起来才能买两件。当时我很不解：中国地大物博，可为何买件棉大衣还要凭票呢？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很快有了转机。过了两年，由于纺织品与食品出现积压，商店不再收布票和粮票，虽然国家未取消票证，但大多票证皆已名存实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安徽小岗村农民搞土地承包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消息传开，全国八亿农民一呼百应，当年粮棉就获得了大丰产。1981年寒假我回湖南老家，家父告诉我，土地承包后家里打下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和留足集体的，自家剩下的足以温饱无忧。
是的，这就是土地承包的威力，中国的改革也就由此拉开了帷幕。到1983年，改革开始向城市延伸，重点是改革“国营企业”，那时国企不仅归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直接经营：生产照国家计划；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受体制的束缚，国企普遍没有活力。为了搞活企业，起初也是引入承包制，之后又搞股份合作制.再后来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里要说的，是国企改革不同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重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国企改革不单是两权分离，同时还需减员增效。1992年初《经济日报》刊发《砸三铁，看徐州》的文章，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所谓砸三铁，是指取消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那时候人们对“三铁”看得重，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于是国务院审时度势，用“下岗分流”代替砸三铁，并设立三道保障线。这样下岗职工有了保障，改革终于有惊无险。
回头看，城市改革从国企下手可谓神来之笔。企业乃国民经济的细胞，改革国企其实就是改造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变了，国家的经济体制当然要变。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政府就不断给国企松绑扩权。政府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国企改革倒逼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国企改革的意义并不只在搞活国企，同时也是启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点火器。
国企改革一方面倒逼政府改革；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开放。改革开放前，政府对劳动力流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要说城乡之间流动，就是城市之间流动也不容易，那时对“流动人口”有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叫“盲流”。然而国企改革启动后渐渐有了变化：搞活国企需要减员增效，减员增效需要分流职工，下岗职工再就业又必须允许劳动力流动。这样到1993年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明确提出开放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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