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讲述了1949至1969年这个时段，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个人事迹及其参与的重大国事、外事，也即刘少奇自开国大典至逝世这个时段的传记。该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亲笔题写书名，著名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峥撰写。

全书总体分为两个板块。第一版块介绍了刘少奇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历程；第二板块着重描写了刘少奇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尤其侧重解读1962至1969年这一阶段刘少奇思想的发展，详细介绍了刘少奇受到残酷迫害的最后岁月，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极端逆境下坚持原则、坚守理想的高风亮节。

四 迫害与抗争

※ 造反派先后六次批斗刘少奇

1966 年12 月，江青一伙就通过各种方式鼓动造反派掀起“打倒刘少奇”的恶浪。12 月18 日，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策划了所谓“12·25 大行动”，向全社会公开了“打倒刘少奇”的重要信号。12 月31 日，江青宣称“刘少奇的性质早就定了”。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从此开始，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愈演愈烈。

1967 年1 月1 日早晨，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六七一一战斗队”到刘少奇住地，在院子里的地上、墙上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1 月3 日晚，由戚本禹直接操纵的信访处造反派组织“红旗兵团”二三十人，闯进刘少奇住的院子，把刘少奇、王光美叫到院里，要他们背语录、回答问题，“勒令”他们今后每天到院外面看大字报，一直围攻了四十多分钟。这是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刘少奇。

1 月6 日，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策划了一次所谓“智擒王光美”的闹剧。这天傍晚，造反派在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设下圈套，一面将刘少奇的两个孩子扣留作为人质，一面谎称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在学校检查后回家的路上遭受车祸，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家长来签字后马上动手术截肢。造反派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到医院，当场扣押了王光美，并把她带到清华大学。刘少奇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脱身返回住处。后来经周恩来派秘书去清华大学做工作，造反派才放回了王光美。

1 月12 日，戚本禹在钓鱼台十六楼召集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当晚，中办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一百五十多人，喊着口号强行冲进刘少奇住的院子，要刘少奇、王光美站在台阶上接受批斗。造反派要刘少奇低头、弯腰、背语录、回答问题，并要王光美站在独腿桌子上。他们还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卧室贴了许多大字标语。造反派要刘少奇背“语录”时，刘少奇背不出，造反派便大声起哄嘲笑。刘少奇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

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ꨈ这是第二次批斗刘少奇。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参加了这次批斗会。1 月17 日、18 日，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强行拆除了刘少奇办公室的两部电话，切断了他同中央政治局的电话联系。

1967 年4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后，刘少奇的问题进一步升级。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刘少奇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等身边工作人员也成立了造反组织。组织名称一开始叫“卫东革命造反队”，后来他们听说别的地方已经有叫这个名称的造反队，于是就在前面加了“南海”二字，以示区别。加“南海”，是因为刘少奇的住所在中南海里的南海。4 月6 日、13 日，“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两次进到刘少奇办公室，对刘少奇进行围攻、批斗，要他按戚本禹文章中所提的八个问题写出书面材料。据当时整理上报的《斗批刘少奇记录》称：“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队员在批斗中拍了桌子，撕毁了刘少奇手中的报纸，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勒令他自己打饭、搞卫生。刘少奇在回答问题时气愤地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宪法是我报告的，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当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刘少奇发了脾气，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

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4 月14 日，刘少奇交出了一份答辩材料，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但很快被撕掉。“南海卫东造反队”批斗刘少奇的情况，通过有关渠道被毛泽东获悉。几天后，中央警卫局领导向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大意）：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身边工作人员没有再批斗刘少奇。

4 月10 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了三十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三百名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陪斗。批斗时，造反派强行让王光美穿着旗袍、高跟鞋，脖子上套着用一串乒乓球做的所谓“项链”，竭尽人格污辱之能事。

第五次批斗刘少奇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1967 年7 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策划“要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要臭”。于是，戚本禹煽动中南海一些造反派在7 月14 日强迫刘少奇出门看大字报，并进行围攻，同时由造反派组织出面写报告给汪东兴并周恩来，要求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收到报告后，避开周恩来，把它转报给康生、陈伯达、江青，批道：“请康生、陈伯达、江青同志决定。”陈伯达将“批斗刘少奇”改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这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去武汉视察。7 月17 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就此事进行了策划。18 日凌晨一时多，戚本禹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说：“要

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他还具体布置说：“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从如何成立“批斗指挥部”，如何搜集材料，如何制订战斗方案，如何分组编队、写简报，一直到批斗的方式、规模、参加人数、日期，都是戚本禹亲自安排的。

7 月18 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三百余人，按预定计划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拉到西大灶和西楼大厅两个地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批斗时，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强行让他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刘少奇想擦一下汗，掏出的手绢被造反派打落在地。在批斗会的同时，专案组人员抄了刘少奇的家。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被分别看管在前后两个院“监护”，互相见不到面，子女也不准见面。对刘少奇开始设双哨日夜监视，并且按监狱对待犯人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甚至由四个人将刘少奇按倒在床上强行抽去了腰带。

这一切，都是江青一伙有计划布置的。在批斗会第二天即7 月19 日，有关部门就将“监护”执行情况向戚本禹等作了报告。这份报告中说：“（一）室内安全检查。将办公室、寝室、卫生间的电压由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对刘、王用的安眠药也进行了检查，将检查出来的药临时由北京医院派来的护士保管，并建立了两人送药、当面服用制度。室内的绳子、刀子、剪刀等物全部收集起来由身边工作人员保管。（二）对刘、王的监护工作。斗争后，刘、王分居前后院，做了如下布置：1. 身边工作人员组织起来负责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 2. 由警卫团抽调十名干部队员，在刘、王门口各增加一个哨，分别协助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局、秘书局革命群众（六人，分三班）做好监护工作…… 3. 刘、王的吃饭，统一由厨师做，分送两个地方吃…… 4. 对刘、王的小孩进行了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并宣布两条纪律：一条，注意保密，不准外出；二条，不准进入刘少奇室内。5. 建立报告制度。身边工作人员，将刘、王的动态及时向上级报告。”

从此以后，刘少奇完全失去了自由，除关押地点外同犯人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一天起，刘少奇、王光美的行动被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他们的一举一动被随时写成书面汇报向戚本禹等人报告。

对7 月18 日的这次批斗，戚本禹1979   年12 月3 日在一次交待中说：“1967年7 月18 日斗刘、王的会，是我布置的。记得这是中央日常工作碰头会议决定的。康生说现在要面对面地向刘、王提问题了。江青提出开会时由专案组清理刘少奇文件。”戚本禹的这一交待隐瞒了许多重要情节。从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切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而且是布置得非常周密的行动。

叶永烈所著《陈伯达》一书中写道：“据王力回忆，7 月18 日晚，当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揪斗刘少奇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召集会议，讨论武汉问题。……毛泽东正在讲话，汪东兴接到北京长途电话，说中南海造反派在揪斗刘少奇。汪东兴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毛泽东让汪东兴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这里提供的这一情节可作参考佐证。但据笔者查到的材料，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批判刘少奇大会？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

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没有得到执行。8 月5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群众大会的同时，中南海三四百人又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这是对他们的第六次批斗。

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先是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作了布置，8 日4 日晚又由谢富治、戚本禹出面到中南海西门向围困中南海的所谓“揪刘火线”的造反派群众作了宣讲和动员。8 月5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大会。与此相呼应，中南海内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

批斗刘少奇的会由“中央文革”曹轶欧等人亲自指挥。当时在场的刘少奇的卫士贾兰勋回忆道：“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途中人们拥挤成蜂，不断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刘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后就是王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突然宣布休会，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出会场后，重新作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光美、少奇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按他的腰，叫坐‘喷气式’，还有的人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叫他低头。不知是谁把一张大字报中间弄个洞套在少奇同志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光美同志的身上。

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俩和围斗的群众隔开。这时少奇同志已精疲力尽了，身上的半袖汗衫早已水一样湿透了。”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仍被分别单独关押，看管更加严格。夫妇二人互不能见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见面。此后，刘少奇一直到1969 年11 月逝世，他没有见过一个亲人。

1967 年9 月8 日，有关部门上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严密刘邓陶和王光美监护工作的报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种“监护”的严密程度。报告中说：“为了防止灭口，对他们的监护工作要进一步严密与加强。具体意见是：一、增派干部队员，全面加强这三处院内警戒和昼夜值班工作，全面掌握他们的情况和做好监护工作。二、对住房、家具、电器等反复进行检查，排除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和隐患。住房、院内现有的刀、棍、绳索全部集中管理，并对电气设备作了安全处理。三、加强药物管理……四、对原身边少数不适合在这里工作的人员进行适当调整。先后调离了刘处秘书一人……五、对刘邓陶三家家属和子女的安排，分别处理。刘处：九个孩子，现只有王光美生的四个小孩在家，三个大的都上学，刘、王被揪斗后，表现都不太好，还泄露中南海内部斗批情况，拟动员他们住校。……今后对刘邓陶子女，配合学校严加管理，不经批准不得进中南海……工作人员要坚决同刘邓陶划清界线，严格请示报告，抓紧活思想，使监护工作忠实服务于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