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哲学家的朋友
1. 尼采门徒：巴塔耶、克洛索夫斯基和德勒兹
巴塔耶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对后世的文学、哲学、艺术领域，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等哲学流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尼采的思想在法国思想界产生影响，则是二战之后的事情，而且，首先是通过文学领域传入法国。其中一位得力干将就是乔治·巴塔耶。
乔治·巴塔耶出生于1897年，完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22年从巴黎的国家文献学校毕业后，巴塔耶前往马德里学习西班牙语，并准备环球旅行。两件事改写了他的生命轨迹，第一件事是他在马德里的斗牛场目睹斗牛士曼努埃·格兰诺被一头名叫Pocapena的公牛杀死。锋利的牛角刺入斗牛士的右眼，其头骨当场被刺穿。这是他后来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眼睛的故事》的重要来源。第二件事是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获得了一个职位。回到巴黎后，他结识了流亡在巴黎的苏联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舍斯托夫是犹太人，十月革命后即流亡法国。巴塔耶深受他的影响并在其推荐下开始阅读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舍斯托夫式的绝望哲学与一战的惨烈阴影，导致了巴塔耶思想和生活的放荡不羁和颓废绝望。
巴塔耶并没有受过职业的哲学训练，他最初走上哲学道路完全是舍斯托夫的功劳。虽然他后来极力消除舍斯托夫在他思想中的痕迹，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他对尼采的理解完全是舍斯托夫指导的结果。不仅如此，巴塔耶后来的“内在体验”思想，也完全可以在舍斯托夫的思想中找到原型。1928年巴塔耶与马克莱家族的小女儿、女演员席尔维亚·马克莱结婚，进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小圈子。后来他又旁听了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课，深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法的影响。1936年，巴塔耶开始阅读萨德的作品，进而把萨德从法国图书馆禁书区解放出来，大胆揭示人的禁忌体验。而这些经历都将成为在未来他与福柯产生交集的契机。
福柯对尼采和萨德的发现和理解，得自巴塔耶的圈子。后来在给伽利玛出版社推出的《巴塔耶全集·第一卷》（1970）所写的序言中，福柯给予巴塔耶高度的评价，说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们亏欠他良多云云。福柯全方位深受巴塔耶的影响，其所说绝非过誉之辞。晚期福柯基本上就是一个复活了的巴塔耶。巴塔耶所提倡和奉行的情色与纵欲的思路将在福柯身上延续。当然，也正是福柯在战后重新发掘了巴塔耶的思想，使巴塔耶重新进入后现代的学术视野之中。
此时的福柯，主要的思路还停留在巴塔耶的尼采阐释方面。因为福柯读了尼采，才变成了后来的福柯。后来福柯声称，读尼采，是因为读了巴塔耶；读巴塔耶是因为读了布朗肖。巴塔耶则是尼采和萨德思想的传人。1953年，福柯在意大利度假，他在西维塔维西亚海滩上阅读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他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对当下的逃离。
福柯认为，对尼采或巴塔耶的兴趣并非体现为某种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背离，而是恰恰相反，这是连接并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彻底摈弃我们本应生活的世界，这个要求，是黑格尔哲学不能满足的。所以，我们正试图寻找其他的思想途径（即共产主义），来准确达到这一要求。福柯说，自己是在还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完全拒斥黑格尔学说，并且对存在主义的局限抱有种种疑惑的情况下，在他的老师路易·阿尔都塞的引导下，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总而言之，福柯在1950年，要成为“尼采式的共产党员”。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下，福柯借助尼采和巴塔耶的思想，以及加入共产党，说明的是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试图摆脱黑格尔哲学和现象学为主流的传统思潮的努力。
福柯1950年入共产党，1953年退出共产党。其原因据说有二，一是福柯的同性恋身份，在党内受到无形的压力。考虑到当时的社会风气，他的同性恋身份是使他焦虑的主要原因。正如阿尔都塞说，福柯离开法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同性恋。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大林临死前炮制的反犹事件“医生案件”（Doctors’plot）的影响。1952年冬天，斯大林的九位医生被指控密谋杀害斯大林，其中有六位是犹太人。这个极权主义夹杂着反犹主义的消息于1953年初公布，瞬时引起轰动。按照苏联方面的要求，法国共产党对此事件的宣传不遗余力。当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后该案迅速得到了平反。法国共产党员随即要求法国共产党官方给出解释，但是最终也没有答复。不久之后，福柯就退出了法国共产党。
福柯在法国共产党内停留了大约三年。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持续在福柯思想中构成影响。这个时间应该更长。对此，福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通往哲学的道路上的一种体验。”
克洛索夫斯基
福柯在转向尼采的过程中，深受作家、翻译家和画家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的影响。
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1905年生于一个文艺世家。他的父亲埃利希是画家兼艺术史家，波兰贵族后裔；母亲巴拉蒂娜则是著名的画家，1919年她遇见诗人里尔克，与之保持长久恋情，直到里尔克去世。克洛索夫斯基的弟弟，就是在里尔克的鼓励下自学成才的著名画家巴尔蒂斯。克洛索夫斯基家与安德烈·纪德家交好，克洛索夫斯基18岁就成为安德烈·纪德的秘书。1933年，科耶夫讲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时候，他也是在座听众之一。1935年，克洛索夫斯基结识乔治·巴塔耶，于是进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圈子，进而认识了安德烈·布列东、莫里斯·海涅以及画家安德烈·马松。1936年，克洛索夫斯基参与巴塔耶所创办的《无头者》杂志的编辑工作。两人共同研究尼采和萨德，志趣相投，相见恨晚，其友谊保持了终生。
如前所述，福柯也因为其家族与让·彼尔的缘故，与巴塔耶和安德烈·马松相熟，进而认识了克洛索夫斯基。20世纪30年代，克洛索夫斯基就开始研究尼采思想，深受巴塔耶和布朗肖的关注；1954年即翻译了尼采的著作《快乐的科学》，其对尼采的翻译和研究使尼采成为战后法国哲学讨论的核心焦点，这同时影响了后来的福柯和德勒兹。
于是，尼采后来成为福柯走上自己道路的重要手杖。
另外一个隐蔽的影响人物是萨德侯爵。20世纪以来，萨德的影响越来越大，直到二战之后达到顶峰。作为国家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的乔治·巴塔耶把萨德的著作挪出禁书区，为因为出版萨德小说而遭到起诉的出版商鲍维出庭辩护。随着克洛索夫斯基（1947）、波伏娃（1951）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等工作的推进，萨德思想得到解禁，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也得以确立。1953年，萨德侯爵写于1813年的书《法国女王秘史》在法国正式出版。1962年，拉康的研讨会就专门讨论康德与萨德。将这两个人物做一勾连，福柯在前一年出版的《古典时代疯癫史》就已经做过。20世纪70年代之后，萨德问题连同巴塔耶一起，成为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德勒兹等重量级哲学家讨论的焦点，而这股热潮一直持续至后结构主义时期。
德勒兹
德勒兹在福柯思想形成期无甚影响，但是对于福柯成熟期的思想而言，德勒兹无疑如影随形。德勒兹比福柯大一岁，1944年入索邦大学，师从康吉莱姆、伊波利特、阿尔奎和冈迪亚克，1948年获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证。福柯和德勒兹的交集，始于两人对尼采的兴趣。1962年，德勒兹发表《尼采与哲学》，福柯甚为欣赏，此时福柯也正转而研究尼采。后来两人在克莱蒙-费朗相识。1964年，德勒兹作为召集人召开的鲁瓦约蒙尼采会议，成为两人友谊的真正起点。三年后，尼采全集法文版的编辑出版工作又将两人的友谊继续深化。
德勒兹给福柯写过很多书评。他为《词与物》撰写书评，赞其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充满了新思想”，其后又为《知识考古学》撰写评论文章《一位新的档案学者》，为《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以下简称《规训与惩罚》）撰文《一位新的地图绘制学者》。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两人持续走近，福柯受命筹建万森大学哲学系，德勒兹正是他需要延揽的教授之一。1970年，福柯撰写了《哲学剧场》一文，正是为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1968）和《意义的逻辑》（1969）撰写的评论，开头即盛赞这个世纪将是德勒兹的世纪。1971年，德勒兹参加了福柯和伴侣德菲尔发起的监狱信息小组（GIP），其后两人在诸多政治活动中都保持一致，共同进退，但同时，两人的友谊已经出现裂隙。
1972年，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新书《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以下简称《反俄狄浦斯》）出版。此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已经完成了一篇自己对俄狄浦斯的解读，即《俄狄浦斯的知识》。1976年，福柯给《反俄狄浦斯》英文版撰写了序言，虽然依然是一片溢美之声，但是实际上已经有所批评。德勒兹和瓜塔里还是在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解读，然而，这在福柯看来需要深入到权力和性真理的生产中去思考。于是，福柯在后来撰写《性经验史》时，就走上了与德勒兹完全不同的道路。此外，两人对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恐怖军事组织a的态度完全不同。由于瓜塔里的原因，德勒兹对这些激进的极端组织持一种支持的态度，大肆接待来自意、德两国的恐怖组织成员，进而批评意大利和联邦德国都是“法西斯国家”。直到1975年，联邦德国律师克罗伊桑为“红军派”辩护而遭政府起诉，福柯不愿意在声援克罗伊桑的请愿书上签字，而德勒兹已经签字，于是两人彻底决裂。福柯对这种极端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始终保持批评态度，他不愿意像德勒兹一样为其背书，从此两人不再联系。
1984年5月，福柯病逝前，两人重新开始通话，德勒兹甚至到医院看望了他。福柯去世后，德勒兹非常伤感，写下悼词和其他很多纪念文字。1985—1986年间，德勒兹甚至在巴黎第八大学（即万森大学）开设福柯的研讨班，后整理了专论福柯的专著。
后来德菲尔回忆说，德勒兹和福柯的关系对理解两人的思想非常重要。虽然两人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两人相互欣赏，算得上唯一能相互倾诉的对象。他们在哲学思想方面相互影响都很深。福柯思想中有强烈的黑格尔色彩，一种强烈的否定性，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勒兹为了走出黑格尔的否定性阅读，开始对尼采进行创作性的积极阅读，福柯对尼采的肯定性的兴趣，或者正来自德勒兹的启发。而福柯去世后，德勒兹从褶子（pli）和机制（dispositf）角度对福柯思想的总梳理，也一度成为福柯阐释的重要向度。
展开
二十世纪中后期，法国（语）哲学界人才辈出，真可谓是群星璀璨，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高潮迭起，在整个人类的现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才扎堆到来，又扎堆离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师们又集体谢幕，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这批耀眼的星辉之中，说米歇尔·福柯是其中最闪耀的明星之一，绝非过誉之词。1984年6月25日，他因罹患艾滋病，以一种在当时非常“时髦”的死法赫然离世。这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为什么是福柯？
按照德勒兹的说法，福柯的世纪已经到来。福柯的思想影响广泛，跨越了学科的藩篱，遍及哲学、历史学、法学、批评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领域，几乎涵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他的思想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文艺理论、斯多葛伦理思想的复兴等都有重要影响。其早期思想消解主体，提出人之死；晚期思想又回归主体，大谈伦理效应，被视为古典德性伦理的现代复兴。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福柯思想，一生多变，光怪陆离。思想犀利，妙笔生花。这些外表的迷人，掩盖了对他思想来源本身的追问。
《福柯传》一书并未打算全部涵盖福柯思想及其影响之所在，而是尝试着将福柯其人、其思及其时代整体性的展示给读者，旨在通过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扫描，向读者呈现出福柯在其中的独特地位。即试图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福柯的生平经历。虽说是以思想史为考察背景，但更多则是尝试从福柯的生活、工作和经历入手，通过其师友、往来、交流，来揭示他自己走过的路。Veni，Vidi，Vici！（我来了、我见到了、我征服了。）他的人生旅途本身就是其思想轨迹的一种写照。即通过向读者呈现福柯其人的生平与经历的时代，揭示出福柯思想的由来和生成过程，即他如何在思想的长河中悠游其中，博采众长，成就一家之言。而这——正是本书试图达到的目的。因此，本书尽量避免使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而试图以一种历史的眼光进行一个全景畅视（panopticism）的描述，但同时又聚焦于福柯本人。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他的成长阶段（1926年-1954年）。从出生、少年、青年到大学毕业，拿到实验心理学执照为止。这个阶段是福柯个人及其思想的成长阶段。这个时期的福柯，从外乡普瓦提埃来到巴黎，留恋于黑格尔、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
第二阶段是福柯哲学思想的成熟期（1955年-1970年）。这期间福柯是一个不安分的哲学浪子，以梦为马，浪迹天涯。从北欧到北非，从华沙到万森，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人生轨迹也伴随着他的思想轨迹，逐渐显明出来。他出版《疯狂史》，获得博士学位，发表《词与物》，参加政治运动，所思所行都贯穿其中。
第三个阶段是入驻法兰西公学院时期（1970年-1984年）。从这个阶段，福柯的生活和思想都逐渐稳定下来。历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稿记录了他的沉淀和思考，而出外日本、巴西和美国的讲学则记录了他对既有思考的突破。晚年一直撰写的专著《性经验史》成为思想的最后总结。同时他重提康德启蒙问题、试图复兴希腊化修身工夫，从一个颠覆传统、特立独行的后现代浪荡子转变为一个回到主体、回到古典、回到传统和回到生活的"真实的人"。
纵观福柯的一生，正如作者王辉所言，“福柯在当代法国哲学家全景之中的不伦不类或者特立独行，因为他更具冒险家的特质。他成长于富欲之家，获得了精英的教育；他少年得志，走上神坛，是具有国际影响学术明星，拥有令人羡慕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但是他更激进，更出格，更颠覆，更放浪形骸，使其盛年而亡。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但是却不是一个分裂的人。他深刻揭示了权力的机制问题，知识与权力的交互关联，他为一切他者代言，奋不顾身追求正义；他追求和尝试极限体验，执着于建构生存与真理的新伦理。他与魔鬼角力于感性与理性的临界——他的思想和生活昭示出一个哲学冒险家的终极使命。思不可思之思，在不可在之在，这正是福柯哲学的魅力所在。”
现如今，福柯已经被过度的标签化处理，进入了消费文化和日常话语之中。他的光头与高领毛衣的经典形象，已然成为代表法国哲学的抽象的符号性存在。然而，本书及其作者都在试图向读者还原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福柯形象，进而涉及到这具身体所产生的那些思想。相信读者们能够通过此书而了解到福柯其人及其思想，同时了解到产生他们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