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残酷。1944年6月16日，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在里昂市郊被枪杀，噩耗传出，西方历史学界为之震惊。
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而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如《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都堪称别开生面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便沦入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此书的写作。在此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这是一部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他一生史学思想的总结，可惜，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而殁了。战后，布洛赫的好友费弗尔将残存的遗稿整理成书，这部遗作方流传于世。该书译成汉语仅10万余言，其中颇多精义，为后代年鉴学派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为此，有人将它称为“年鉴派历史学的宣言书”。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话虽出于自谦，可也使人感到亲切，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2. 辨伪正误
……
假如说一些无意的错误也会造成失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作伪分成好多等级，从十足的欺骗直到无意的疏忽。蓄意捏造事实自然会引起大多数人出自内心的反感，而对那些能满足人们一时利益的假象，大多数人却非常乐于接受。
著名的“纽伦堡飞机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事件的有关情况至今尚未彻底澄清，但大体是这样的：在宣战的前几天，一架法国的商业飞机曾飞越该市，它很容易被视为军事飞机。于是开始谣传炸弹扔在某地某地，民众正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幽灵所困扰，产生这类谣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扔炸弹，德国当局拥有制止谣言的一切手段，却纵容这种谣传，非但不去辟谣，反而利用谎言作为宣战的借口。不过，他们确实没有捏造事实，甚至在一开始或许只是不自觉地行骗。荒唐的谎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相信它就有利可图。有各种各样的欺骗，其中不乏自欺欺人者。“诚实”一词含义甚广，用这个词时必须注意它的细微差别。
确实有不少人是诚心诚意受骗的。几十年来，对人生的观察研究已为一门即将形成的新学科——“作证心理学”——提供了方法，历史学家利用这些可贵的研究成果的时机业已成熟。从下述事例可以看出，这些发现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贝尔纳是威廉·梯里叶的朋友和门生，有一天，他非常吃惊地发现，当年其身为教士时经常供职的教堂多角室居然有3扇窗，而他过去一直以为只有一扇窗，为此他不禁暗暗高兴，对尘世的事情如此漠然，不正说明他是上帝最虔诚的仆人吗？贝尔纳经常这样心不在焉，据说，他曾在日内瓦湖畔旅行了一天，居然不知道身在何处。不过，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足以证明这种心不在焉的情况绝非仅有。克拉帕雷德教授的学生就曾在实验课上证明自己无法十分精确地描述大学门厅的模样，就像贝尔纳不知道教堂有几扇窗一样。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像一架蹩脚的照相机。严格地说，作证就是回忆，印象失真，记忆必错。一位年老的法官早就斥责过那“随意”而“圆滑”的记忆。
失真的东西对某些人确实具有反常的魅力，把这种变态心理称为“拉马丁病”不算太不客气吧？我们都知道这种病的患者通常也不是不愿讲真话，而其证词总有点可疑。经验告诉我们，证人的陈述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是同样可信的。严格地说，没有绝对可信的证词，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可信的证据。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即使是最精明的人也会产生错觉。第一种取决于观察者自身的条件，如身体很累，情绪不好，等等。第二种取决于他的注意力是否集中。通常，只有在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或真正了解某些事物。假设一位外科医生在查访病人，他仔细检查了病人，写出病情记录，而对病房里的摆设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我自然相信他的病情报告，而不相信他对病房的描述。与通常的看法相反，人们往往对最熟悉的事物反而最难作出准确的描述，因为，熟悉难免使人掉以轻心。贝尔纳对教堂的印象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
许多历史事件只是发展到高潮时才为人注意，无论目击者是在事先还是在事后为惊人的事件所吸引，他们都不可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今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那些情况上。有些事例是众所周知的。1848年2月28日，外交部门前的枪声触发了一场暴乱，结果导致一场革命。枪声是从哪里来的呢？究竟是军队开的枪，还是从人群中射出的呢？这已无从考知。编年史家将军队的服装、部署、仪仗和战绩描述得头头是道，我们能把它完全当真吗？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记住周围发生的一切细节，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却天真地企图做到这一点。明白了这些，不管我们的思想有多么僵化，对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所玩弄小把戏的真实性，还能抱有多少幻想呢？这些史著所描绘的无非是作者同时代的人想当然的战斗背景罢了，它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却不是那些爱好绘声绘色描写历史的人原本所希望传递的信息。
上述议论似乎有点悲观，却能使我们理解其中包含的有关历史研究性质的一些论断。当然，这并不影响历史的基本结构。培尔的话永远是正确的，他说：“没有人会对恺撒击败庞培这一事实提出有力的异议。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对此加以责难，恺撒和庞培的存在都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他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撰写其生平的作家脑子里。”假如，除去这类无需解释的事实，历史就没有任何确定性，那么，历史著作将沦为断烂朝报，而毫无思想价值可言。好在事情并非如此。“作证心理学”通常诘难一些最直接的原因。可以把一次大事件比为一次大爆炸，到底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触发必然引起爆炸的最后一个分子的震动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这真令人遗憾。而化学家的处境又怎么样呢？他们也未必比我们好多少，不过炸药的成分是完全可以分析的。尽管有些历史学家根据一些反常的现象断定1848年革命是典型的偶发事件，然而，显然是各种能动的因素促成了这场运动，它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事实上托克维尔就曾预言革命即将爆发。至于卡普兴大街的枪击事件，不正是最后一闪的火花吗？
而且，我们知道，目击者往往不能察觉事件的直接因素，后人就更无从了解了。这些因素包括特殊的、难以预见的历史“偶然性”。如果说最精密的工具也无法辨别那些微不足道的证据，我们或许会因此感到自慰。即使能更好地了解那些证据，人所设想的它们与历史演变因果长链之间的联系也难免有些谬误，历史科学永远不会彻底消除这些谬误，也无权自称能消除这些谬误。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考察这些因素时，不会犯观察突发事件所难免的错误。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确凿无疑的，这真是幸运的巧合，伏尔泰已多少领悟到这一点。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个人，其观察能力也各不相同，某些时代在这方面就不如其他时代。例如，今天大多数人理解能力再差，也不会犯中世纪编年史家的那些通病。数学在当代文明和人们观念中作用极大。只要错误的证词是出于感觉的失误或注意力的不集中，历史学家就会束手无策，只得把问题交给心理学家解释。但是，除了一般的心理疏忽之外，许多错误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引起的，这类错误时常以纪实的面貌出现。
1917年9月，我所在的步兵团占据了通往北方小镇伯来兴的战壕。在战斗中，我军抓获了一名俘虏，他是后备役军人，原是威悉沙不来梅的批发商。不一会儿，从队伍后面传来可笑的流言：“有德国间谍。”那些消息灵通的战友这么说：“不得了！我们发现在法国中心居然有一个德军前哨站。真令人震惊！一个德国商人就潜伏在太太平平的伯来兴。”要谨防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谣传未必完全是因为听错了，不仅是听错了，而且是由于误解。对不熟悉的名字人们往往不会很注意，由于错觉常用一个熟悉的名字取而代之。而且，还有一些不自觉的先入之见在起作用，许多传闻早已给人们造成德国人狡猾的印象，而德国人也确实很狡猾，这类传闻正好迎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用伯来兴取代不来梅当然正是这种心理在作祟。
许多史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歪曲的。错误的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在比利时，不少房子前面有许多泥瓦匠搭过脚手架的小孔，若不是长期以来被游击队搞得惶恐不安，德国兵在1914年也绝对不会把这些泥瓦匠的杰作认作狙击手的枪眼。今天的云彩和中世纪的云彩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却不会从中看到魔剑和神奇的十字。阿布罗斯·伯雷大主教看到的彗星尾巴与现在偶尔掠过我们头顶的彗星并没有什么差别，可他却自以为看到一套奇怪的盔甲。这说明思想受到世俗成见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
一个目击者的误解会变成许多人的误解，一次不正确的看法会变成谣言，而社会条件的确促成了错误和谣言的流传。当然，并非在所有社会都是这样。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特别动荡不安，对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经验。眼下发生的事情离我们太近，使人难以作出精确的分析，而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可以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人们都知道，在那四年里，谣言盛行，作用极大，尤其在前线的军队中更是如此。在战壕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所形成的谣言就很值得研究。
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有时其效果也会与设计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有一位目击者曾直截了当地说：“战壕里的士兵普遍认为，除了印刷品上写的，什么事情都可能是真的。”人们根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任何印成铅字的东西，因为，报纸并不按时送来，而且他们认为报道已被检察官大肆删改。口耳相传曾是神话传说之母，这一传统居然神奇地复活了。政府居然使前线的战士倒退到古老的心理状态，以如此陈旧的手段获取消息，而视书报杂志为废物。这种做法简直可以超过任何胆大妄为实验者的幻想，使几百年来的进步化为乌有。
谣言一般不会首先来自前线。在前线，小股部队往往互相隔离，没有命令，战士绝不敢随意行动，如擅自行动，他就得冒生命危险。联络官、炮火观测员、电话架线员可以经常走动，他们虽然引人注目，但也很少和普通士兵往来。不过，有一种常规的消息来源是极为重要的。由于军队需要给养，战地厨房就成了地下坑道、前哨站这个小天地里的“集市”，从各个战区前来送给养的勤务兵每天在此碰一两次头，他们互相交谈，也与炊事员聊天。炊事员的消息极为灵通，因为他们与各方面的人接触，还可以与每天来自后勤部的司机搭话，而后勤部就设在司令部的旁边。这样，围绕着火堆或战地厨房的火炉，来自不同部队的人们就可以有短暂的交流。然后，这些勤务兵各自沿着战壕将听来的消息连同身上的军用水壶一起带到前沿阵地，不管这类消息是真是假，大多与事实有所出入，到前沿阵地，人们又对这类消息添油加醋，大肆渲染。战术地图上有纵横交错的前沿阵地标志线，我们不妨在它后面加一条虚线，表示这里是谣言区。
历史上有不少社会团体有过上述的类似情况，所不同的是前者发生在非常时期，后者则存在于正常的生活结构中。也就是口述几乎成为唯一有效的交流手段，完全通过特殊的中介人在互不往来的各种人之间传播消息，或在某一交界处进行联系，而小贩、卖艺人、朝圣者和乞丐取代了往来于战壕的勤务兵。一般聚集点是集市，有时也在宗教节日碰头，如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就是如此。教会记事往往是根据从过路人那里听来的消息编制而成的，它就像运送给养的勤务兵的笔记本(他们如果愿意，本来是可以携带笔记本的)，这些社会集团就是出色地传播流言的文化媒介。由于常和各种人打交道，也就容易对各种不同的说法加以比较，从而引起辨别真伪的想法。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该相信这些叙述者，他们毕竟通过一条艰难的渠道不时为我们带来遥远的传闻。
译者的话
为历史学辩护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
评判还是理解？
献给吕西安·费弗尔
有关本书手稿的一点说明（吕西安·费弗尔）
导言
第一章 历史、人、时间
1.历史学家的选择
2.历史与人类
3.历史的时间
4.起源的偶像
5.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6.由古知今
7.由今知古
第二章 历史的考察
1.历史考察的一般特征
2.证据
3.证据的流传
第三章 历史的考证
1.考据方法的历史概要
2.辨伪正误
3.考据方法的逻辑
第四章 历史的分析
1.评判还是理解？
2.从人类功能的多样性到人类良心的一致性
3.术语
第五章 历史的因果
再版后记
2013年版译后
2019年版译后
名人推荐：
该书的主旨是捍卫和阐发历史学，这一意图尤其体现在职业层次上：“讲述历史学家如何及为何从事自己的职业”，撰写“一本工匠的便览”，“一本伙计用的手册”。他在文中曾赞扬14世纪的博学研究：正是通过这种研究，“历史学家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台”。作为一名研究农村世界的历史学家，那些借自农业生活的称呼和比喻很容易出现在他的笔端，他还把优秀的历史学家比作“优秀的农民”，而根据贝居伊的看法，优秀的农民“热爱耕种就像热爱收获一样”。还有一种更具帕斯卡尔色彩的说法，即把历史学家比作猎手、探索者，喜爱寻觅甚于喜爱猎物。
——雅克·勒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