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一书中，子安宣邦继续推进着21世纪初开始的思想史梳理工作。他围绕辛亥革命前后到新旧世纪之交这一时段内日本人讲述中国的代表观点，着重对11位论者——北一辉、内藤湖南、橘朴、尾崎秀实、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石川达三、火野苇平、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的“中国论”展开批判性阅读。子安宣邦运用后现代知识批判方法，立足于中日两国的历史连带性，对“亚洲主义”、“东亚协同体”论和“中国的冲击”等重大思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清晰勾勒了近代以来日本之“中国论”的发展变化过程。以中日战争为分水岭，战前基于论者亲身体验的 “中国论”和战后陷入理论想象的 “中国论”形成鲜明对照，从中不仅可以一窥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关系之诡谲多变，同时也面向今天提出了中日之间如何通过对话加深理解这一现实议题。
后记
本书是由《现代思想》杂志从2011年9月号至2012年11月号连载15次的“读中国论”汇集而成的。所谓“读中国论”，是去阅读日本战前、战时、战后不同时期日本的中国论者是如何评论、研究和表述从辛亥革命到“人民中国”建立、“文革”直到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的。但为什么要去读“中国论”呢？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推动战前和战时的昭和思想史研究工作。先在《现代思想》连载，后由青土社出版的单行本《国家与祭祀——今天的国家神道》（2004）、《何谓“现代的超克”》（2008）和《读和辻伦理学——另一个“现代的超克”》（2010）都呈现了我读解昭和的思想史工作及其成果。另外，《如何讲述“亚洲”》（2003，藤原书店。中译本《近代日本人的亚洲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或许也应列入其中吧，该书论述了昭和日本是如何论述“亚洲”或者“东亚”的。我的这项阅读昭和的思想史工作，或许必然会走到阅读“中国论”这一步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昭和日本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中国问题”，这是我在昭和思想史研究工作中不断得以强化的实感，是让我去“读中国论”的根本原因。
进而言之，对近来中国政治的观察让我转向了对战后日本中国观的重新审视。在现代，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和思想性机能的日本亚洲主义，抑或中国主义这类对亚洲和中国的“袒护”，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追问也是促使我“读中国论”的原因。
出于这些原因，我希望读者们从本书诸章看到我是如何阅读从北一辉到沟口雄三这些学者、历史学家、思想家、新闻家，甚至也包括小说家在内的论者们笔下的“中国论”的。最后一章关于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的讨论脱稿于2012年9月22日。我在最后一章结尾处写下了平时不会记录的搁笔日期，是由于想到了现实上“中国的冲击”摆在眼前，而我又在撰文讨论《中国的冲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暗合。现实意义上“中国的冲击”不正在告诉我们重读既有“中国论”之必要性吗？
本书各章首先是作为“读中国论”的内容，在昭和意识形态研究会的市民讲座上进行了宣讲，又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了重写，最后连载于《现代思想》。研究会上的报告自2010年5月持续到2012年9月，前后凡两年多的时间。“读中国论”的工作，若没有两年多里与我同在的各位研究会参与者之助力，就不会有这本书。谨向诸位衷心致谢。
我还要向在《现代思想》连载之际关照我的该杂志主编栗原一树先生，以及从研究会报告时就十分关注又认真迅捷地编辑了本书的青土社编辑部水木康文先生再致谢忱。
子安宣邦
2012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