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理念（增订版）》：
5月7日前往参加春祭典礼的有近百人，而近半的人都已届古稀之龄，在正午之阳光下，蔡先生墓前闪耀着一片美丽的银灰色，在这许多白发先生当中真正亲炙过蔡先生的恐怕都已是八十过外的老人了。祭礼很简单，但不失庄严，由当年北大的年轻教授李璜先生主持，旅港北大同学会主席林伯雅先生恭读墓表，八五老人黄麟书先生应邀致辞。他谈到修墓经过，指出蔡先生与国父太夫人二墓对香港的特殊意义，并望今后港九人士多来蔡墓拜祭，言简意赅。
蔡元培先生的一生在政治、学术、文化及教育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也都表现出独特的思想与作风。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19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叶（先生生于1868年，殁于1940年），这段时期中，他可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崇扬蔡先生之文字何止百千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而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之一。
蔡先生一生事功学问可以称述的很多，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大学教育上的贡献是最特殊的，也是最恒久性的。蔡先生可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接生者、推展者。北京大学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他对当时把大学当作做官致富的观念痛加针砭，而清清楚楚地提出大学的理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又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仪式之训词》）；并说，“在大学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读周春岳大学改制之商榷》）。在蔡先生眼中，大学之为大学，是因为它是以“研究”学问为目的的。国人中有意识地标举出大学之目的为“研究学理”者，恐怕以蔡先生为第一人。这个大学之理念不但与过去以大学为干禄之资者南辕北辙，即使与一般以大学为养成实用人才或只重“教学”者亦大异其趣。蔡先生这个看法显然是受德国大学的模型之影响的。我们知道19世纪末叶时，德国教育在洪堡及阿尔特霍夫等人的革新下，声光远播。他们揭橥大学为“研究中心”的新理念，教师之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念逐渐影响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大学发生强烈的冲击。在20世纪初时，德国确是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德国大学的模型影响美国最显著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吉尔曼、哈佛大学的校长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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