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中篇代表作，包括《清算》和《英国旗》两个篇目。《清算》的故事背景设在东欧剧变时期的匈牙利，是对纳粹集中营那段历史所作的最后一瞥。一位名叫B的作家在家中死亡，文学编辑凯谢吕确信B在临终之前写了一部小说。小说通过描写凯谢吕寻找这部消失了的小说的过程，讲述了B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经历”。《英国旗》用诗意的文字、意识流的手法讲述了从集中营出来的“青年”在1950年代的灰暗时光。

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 (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

——凯尔泰斯·伊姆雷

凯尔泰斯·伊姆雷发出真挚、正直的声音，用非戏剧的声音叙述集中营的恐怖，语言的音乐性很强，读他的著作会联想到卡夫卡和贝克特。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和贝克特一样，凯尔泰斯·伊姆雷极其严肃，他的作品对人类一些伟大而持久的主题，如爱情、死亡和人性中的邪恶等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约翰·班维尔（爱尔兰小说家）

B——说得婉转些——不太愿意谈论他自己出生时的情况。有几次，我把他逼入窘境，结果他说，他的母亲作为斯洛伐克的政治犯被登记在病房的记录卡上，他就是这样得到带有字母B的四位数字的；我还从他那里了解到，据他所知——正如他所说——在匈牙利囚犯的前臂上，一般会被刺上一个字母A和一个五位或六位数，而在匈牙利犹太人囚犯那里，大腿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婴儿的逃跑——实际上等于零（准确地说，他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他又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呢？关于这一点，我只从他嘴里掏出了几个残缺不全的片段。也许，更多的情况连他本人也不知道。我甚至没有猜想过，他是否认识他的母亲和父亲：就算认识，他也从来没有谈起过他们。关于他的童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仅仅知道，他从男孤儿院逃走过。他也有其他的名字，这个我也只是在给他填写与翻译有关的出版合同时看见的。有一次，他说，他“讨厌从祖先那里得到的名字，也讨厌祖先和所有那些使他存在的人”。我把这句话记录了下来。真有意思，我为此做了笔记。也许，这并不那么有意思。

如果我把从他和从其他人那里搜集来的所有材料拼在一起，那么大致可以形成下面这段经历。在进行筛选的时候，或者负责筛选工作的医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女人（B的母亲）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这是可以想象的）；或者在她身上，压根看不出有怀孕的迹象（这同样是可以想象的）；也有可能，她的身孕也有点儿能看出来，但我们遇上的负责筛选的医生是好心人（最后，这也是可以想象的）。真正的麻烦在一个月后开始了，当时B的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而她的肚子却越来越大。最后，她决定采取行动，尽管她也可能知道，她这样做是在冒生命危险：她以某种借口（比如，在集中营里，所谓的蜂窝织炎是常见的疾病，她可以把脚上已经流脓的疖子作为借口）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报名去病房的人员名单上。这也可能意味着她将死定了：在申请去病房的人中，按习惯，大多是要经过筛选的。而这次，他们却没有筛选（根据我的假设：因为如果他们进行筛选的话，那么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进到病房呢，而她确实进去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描述得更准确一些。病房的监工是一位波兰女囚。B的母亲出生于斯洛伐克的乡下，她能完全让波兰监工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这是所有这一切的基本条件。几天后，她向她透露了自己的——其实已经是明显的——秘密。也许，帮她在死亡集中营里把孩子生下来的这一想法使监工感到紧张，然而她同主集中营里神秘的高官保持着关系，于是她马上开始采取行动。集中营已经处于清算状态，秩序也在崩溃之中：他们报告有一个犹太妇女死亡，在集中营管理部门帮助下，一个早已死亡的斯洛伐克女政治犯复活了——这在草菅人命的奥斯威辛意味着什么呢？一位母亲在病房里生下了她的孩子，尽管孩子马上被人带走了，但这个孩子还是以某种方式活了下来。

“令人厌恶的经历，”B评论道，“但你不是必须无条件地一直携带着它，就像携带你的钱包和你的身份证一样。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把它遗忘在一个咖啡馆里，或者把它扔在街上，就像扔掉一个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不合适的包裹一样。当然，所谓的正常的出生环境也不是十分的有决定意义，假如你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人一旦出生，就永远也没有办法了。”

我是那样的愚蠢，居然鼓励他：您就把它写出来吧！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回答道。

我想，我的确是不知道。

“这就对了。”他接着说，“它没有形状，血淋淋的，就像一个胎盘一样。但如果我写出来的话，它就变成了故事。你，作为一个要求苛刻的编辑，将如何评价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沉默不语。

“喏。”他鼓励我，“说话爽快一些！”

“我不知道。”我说。

“怎么能不知道呢？”他生气了，“你看：我交给你一个故事，它讲的是在奥斯威辛，仅仅因为有好心人的合作，一个小孩子出生了。小头目们放下他们的棍子和鞭子，感动地把哭泣的婴儿高高举起。一名党卫军中士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好啦，如果你这么讲述的话，那当然……”

“说下去！”他鼓励我，“说下去！”

“总之……无聊的作品……”我说。“但也可以换一种方法去写。”我急忙补充了一句。

“不可能。无聊的作品终归是无聊的作品。”

“但它确实发生了。”我抗议道。他解释说，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它发生了，但却不是真的。它是一个例外。一段轶事。一粒沙子掉进了切割尸体的机器里。他说，谁会对他这个例外的、归因于集中营里好心人的生命，对这个违反规则的、偶然发生的工厂事故感兴趣呢？在集中营里发生的所有故事当中，这个名叫B的不存在的人的例外的成功故事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

那时，我们刚刚认识，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话。也许，就是在今天，我仍然没有充分理解。但是，在这个已经陷入单调无聊和愚蠢屈服的灰色城市里，这样的谈话开始慢慢地使我入魔，置身其中，我仿佛只能认出我的一个十分遥远的、荒诞离奇的梦。

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波斯人？——一位法国哲学家问。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文学编辑？——我问。或者，至少应该这么问：一个人如何将成为文学编辑？我们说，画家、音乐家和作家大多是天生的，而校对却不是。大概这需要某种特殊的退化，而要理解这一点，我就得从远处说起。我必须讲述我的职业生涯，也就是我的完整的堕落史；我必须讲述我的家庭（据说，最初是从瑞士来到这里的凯瑟尔巴赫家族）、我所处的社会阶层、我周围的环境、我生活的城市、我的祖国——整个世界的堕落史。就像一个不可救药的校对，脑子里塞满了世界文学作品中的语句，我马上想到一本书，一个可能的开头：说真的，我并非想把我自己推到前台，当我讲述使人无法忘怀的B的故事……或者：他的人生？也许：他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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