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媒体和网络对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保持着持续的浓厚兴趣，不少商业项目也声称自己是“基于脑科学的”，这些都反映了全球集体意识近来对“学习型大脑”的井喷式痴迷。而与公众的热忱相匹配的是，科学界也作出了严谨的努力，试图在生物学和认知科学与教育之间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脑科学和教育是一个宽泛且有深度的科研领域，其科研课题涵盖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医学和经济学等这些多学科领域的交叉。
可以肯定的是，这股试图把脑科学与教育学紧密联系的热忱和需求不仅仅是时髦，也并不仅仅是一次稍纵即逝的“简言之即神经科学的摇旗呐喊”（McGinn 2014）。人们希冀脑科学能够促成“对学习和教学的更深刻的认识”，甚至进而能提供有用的信息来塑造今后的教育实践和相关政策制定。有时这种希冀可能“远远超出了刚刚兴起的思维、大脑和教育（MBE）领域的现状以及现有的对大脑和基因的运作方式的知识水平”（Fischer 2009, p.4）。然而，在这场新兴、热忱的对话背后，一个重要动机是人们迫切需要开发出一个由“我们是如何学习的”的实际证据所支持的21世纪教育体系。
为何为学习、教育和评估建立一个科学基础如此重要？
诸多因素向教育体系施压，要求其作出迅速和深刻的变革。这些因素包括： 通信领域和信息技术上取得的迅速进展；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地缘政治、人口特征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的转变；持续增长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因此学生需要更新更复杂的技能和能力，不单单让自己能过上经济上自力更生且有余力的生活，同时也让自己转变为“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习者，能通过学习来应对自身需求和关注，并足以支撑自身目标和雄心的实现”（UNESCO & UNICEF 2013, p.24）。由于科技发展、工作单位、国际贸易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预测的持续变化，因此没人能预测未来究竟需要职场人掌握哪种类型的工作技能。21世纪的变化快到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种迅速发展节奏提高了教育和学习体系的针对性，并应当将这两者视为终身学习和人类适应性发展的重要基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迫使我们必须发展出适合更广范围的多因素、多学科交叉、更复杂、更全面的竞争力，因为很多现有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尚未为此做好准备。
尽管各国针对教育在人类发展中的角色制定了不少政策，但是如何落实这些政策的具体实际工具却非常少见，现有的工具也非常低效。在当今世界，人们一方面愈发认识到教育在人类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愈发失望地认识到教育实践常常很难应对现代社会提出的挑战，也很难把握住现今世界所提供的机遇。这种失望的诸多表征包括： 年轻的毕业生愈发对本国的文化产生疏离感、出现功能性文盲现象、缺乏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数字技能，以及其他表征。
建立一个科学基础就能通过提供更广泛、更现代、更具潜能、更有效的工具组来提升教育和学习，从而为年轻人提供希望。长期以来，在开发新的学习方法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落后于人类在诸多其他领域所获得的成就，而学习方法上的变化也相应显得很小。因此神经科学与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和理念正致力于改变这种尴尬的现状。
现今的脑科学正在提供关于学习的基本原理和机制的新发现，并以确实有效的方式开始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这是一个双向的尝试，一方面可以让科学家在“真实生活”环境中探索和验证他们的理论，另一方面教育也能因此获得对学习过程和实践的新颖深刻认识。诸如神经影像学等新技术让我们得以在积极学习者习得技能的过程中研究其大脑的功能。通过对学习的深层次过程的理解，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正在开始合作开发有关神经认知和心理干预项目（针对典型学习者和非典型学习者），以期能提升识字能力、算术能力、推理能力及其他诸多技能。因此，对“学习型大脑”的深入理解能够给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提供一个额外的工具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此外，认知科学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来理解、预防和治愈幼儿思维中可能会形成的社会歧视和刻板印象（Meltzoff 2013; Skinner et al. 2017）。
神经科学正让我们对学习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向我们昭示了一种结合思考和大脑的新鲜视角。诸如能力、失能、学习偏好、创造力、灵活性、自我管控等关键概念，变得可以由不同学习者个体的大脑工作方式差异，以及对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应对方式差异这样新颖的视角来解释。课堂内外的许多因素参与“塑造”了每位学习者个体独一无二的大脑。
前沿研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维度，过去这些维度并未明显地与课堂学习相关联，比如情感以及深层次的环境、进化、生物变量——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对人类习得知识和技能的潜在制约和潜在跳板。
在教师培训和发展中包含一个基本的关于大脑是如何学习的知识基础能够拓展教师所受的教育，并让他们得以用更科学的方式来开展自身的教学实践。教师负有独一无二的专业责任，即在每一天都影响和帮助青少年去学习新的事物，而这在神经生物学层面上意味着改变年轻大脑的结构、功能和连接性。因此，教师理应对理解大脑学习机制充满兴趣。教师应当不断改变自己的教学以适应学习者和教学情境，应用自身对学习者心理过程以及如何影响这些过程的理论为学习提供框架支撑。因此，不断接触新的学习理论应当成为每位教师继续学习的一项核心基本任务。
对学习理论的科学认识对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确保教育改革的成功也尤其重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4中充分尊重并强调了这一点：“到2030年，确保所有的学习者都能掌握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人权、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弘扬和平非暴力的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识，尊重文化多样性，认可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教师对自上而下改革的反应必然涉及他们自身的文化适应过程，将自身的反思、态度和行为与改革所倡导的变化进行调谐和整合。换言之，教师应当始终改变以适应对他们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内化为自身的实践。这里要驳斥一种认为存在“一刀切”的万能教育改革的错误观念。教学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身是如何解读学习的机制，以及怎样才能针对自己的学生来改编教学理念，以促成更好的学习结果（Cunnington, DAngiulli, HowardJones, Prado, & ReigosaCrespo 20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IBE）深入参与了这些议题。国际教育局旨在让更多人接触到基于科研证据的知识，以此来指导2030全球教育议程所要求的课程大纲设计和开发，以及教学、学习和评估。在过去的两年中，国际教育局将其知识传播的努力聚焦于两个主要议题： 学习（尤其是神经科学对学习的研究）和适应人类发展的课程（尤其是未来胜任力），这两个议题互相联系，并直接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
例如，国际教育局与国际脑研究组织（International Brain Research Organization, IBRO）开展合作，开始着手把神经科学对学习的研究进行转译和推介，发起了IBEIBRO针对学习理论科研的合作研究员项目，以支持向教育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者转译和推介神经科学对学习和大脑的关键科研成果。首批五位高级研究员于2016年10月加入国际教育局，发表了30篇概述，讨论和介绍了现今主流的神经神话，并勾勒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神经元可塑性和数字处理能力）的基本要点，以及这些问题对学习、教学和评估的潜在意义。随后还会有三位神经科学家与国际教育局开展合作，以探索教育中现存问题和需求如何能推动神经科学研究去开拓新的科研方向，以及神经科学应当如何反哺教育思考、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
因此，国际教育局出版本期《教育展望》特刊是适逢其时，以此聚拢一批来自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知名学者，他们对教育和社会科学有着浓厚的科研兴趣。他们的论文展现了批判性思考，并给出了创造性的分析框架来审视自身的研究领域与教育和学习之间的联系。
这种科研工作以学术上的杰出贡献为前提，但理想的编辑和学者也应当有能力向并非本领域的读者介绍这一主题。而这正是本期特刊的两位客座编辑安德鲁·梅尔佐夫（Andrew Meltzoff）和罗伯托·兰特（Roberto Lent）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的挑战。安德鲁·梅尔佐夫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乔布与格特鲁德·玉城讲席教授、学习与脑科学研究所联合主任，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全球知名的婴幼儿发展领域专家。罗伯托·兰特则是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教授及主任、巴西教育科学组织（Brazilian Network of Science for Education, RedeCpE）协调员。
2015年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初次见到他们两位，是在国际教育科学专题研讨会上（由国际脑研究组织主办，由巴西教育科学组织发起倡议，并作为第九届全球神经科学年会的一项子会议）。当时我们还未曾预见到从此次大会上所提交的论文中会收获到如此精彩的诸多佳作。同样重要的是，在国际教育局/国际脑研究组织、客座编辑、论文作者这三方开展的专题研讨中建立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社区。此期特刊正是以这种三方合作为基础，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合作关系，希望以此来将科研与教育政策和实践进行整合，从而更好地提升全民教育和全民学习。
（朱 正 译 计莹斐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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