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年史
我跟冯唐还不大熟的时候有一次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还是个观察和讲述之人。”在我准备写自传的时候，这是一个在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总觉得只有人生有故事的主人公才应当写自传，如果人生没啥故事，只是写故事的，就不应当写自传。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历史人物才可以写自传，历史上没有一笔的就不该写。直到看到格里耶的自传，才觉得自己没准儿也可以写写。他就是一位作家，这辈子做的事就是写小说、拍电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个阶段的感受，也没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写，我也就可以写，或者说
可以写像他那样的自传——不是足以载入历史的人生故事，而只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 年：出生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他们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才七岁，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识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1958 年：娘娘庙的学前班我开始记事似乎相当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妈妈要把我送到《人民日报》办的一个幼儿园学前班去，我闹着不去。我围着院子里的一个花坛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妈妈后来是生气了还是笑了，我都没印象了。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不想去上什么学前班。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还是去了。那个学前班在一个有个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庙。是住宿的，每礼拜一送去，礼拜六回家。遥远的记忆中还有我们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庙排队上厕所的样子。我之所以对上厕所印象深，是因为老师不允许我们起夜，所以每个小朋友临睡觉上厕所时都蹲着不肯出来，想尿得干净些、再干净些，免得夜里憋尿又不让起床时难过。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超乎寻常的腼腆，总是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难堪的记忆是在娘娘庙的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每天早上要喊“起立”，这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记忆中，喊这个“起立”真是太难了，心跳得不行，怎么使劲儿也喊不出来。我经过这样的折磨，长大以后居然没有得心脏病，真是一件侥幸的事。记得那个幼儿园坐落在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建筑里，院子里有九曲回廊。我们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男孩，好像叫×新华，他每天傍晚都会坐在廊子里给我们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觉得他特别了不起，怎么会讲那么多大人的故事，还讲得那么声情并茂，有板有眼。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每讲一段，都会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讲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他这个抹嘴的动作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59 年：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我们那会儿入学考试好像很简单。记得考了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A。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认得就行了。别的不记得还考了些什么。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孩子，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四岁死了父亲，是伯伯养活他的。他们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一个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个农村的贫苦农民能有这样的境界真是难能可贵。所以爸爸一进城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去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至，他是当之无愧的。说是遗传好还有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小孩也个个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大姐、二姐全上哈尔滨军工；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学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五分的，有一个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14岁上清华，18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老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考上了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难得学不会过。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在我的考试史上还是第一次。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得到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获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选里。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还记得《中国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莫辨男女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做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1965 年：北京师大女附中我们的中学是北京当时收分最高的学校之一。我们班四十多人就有十几个是（语文、算术）双百分录取的。所以能上这个学校的智商都不低，大家也都很自豪。还记得初一发校徽的时候，拿着毛主席题写（估计是因为他的女儿在这个学校，所以能求到题字吧）的校徽，心里激动而骄傲，觉得在人生的赛事中，自己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人了。可惜好景不长，才上了一年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乱了，课也停了，大家一起去串联，到北京的各大专院校、到全国各地去看大字报。当时，由于我父亲1936年曾被捕过，虽然据说是按党的指示写了悔过书以保存力量，但是仍被“文革”小报说成是叛徒，我因此不能入红卫兵，算是出身有问题的人了。我还记得，忽然有一天，当时家里没问题的一位女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自来红们站起来”。我当时心里很痛苦，很矛盾：该不该站起来呢？我还能算“自来红”吗？
那时候，我正处于青春期，生活中又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抱负远大，春风得意，这突然的落差使我感到特别地迷茫、焦虑，不知所措。我记得那时头脑昏乱，情绪激动。一日，我买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大意是要打倒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因为家里有好多外国音乐唱片和小说，我要批判它们，跟它们划清界限。那语录是用白粉笔写在一张涂塑的长方形黑纸上的，贴在爸爸的书房里显得丑陋不堪。爸爸当时的表情很不以为然，没过几天就把那语录悄悄摘掉了。
又一日，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要把爸爸揪走去给彭德怀陪斗，因为爸爸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彭德怀在1959年犯的是一样的事。我记得，当时爸爸还没起床，慌忙起来穿衣服，我在隔壁听到那些造反派粗声大嗓地呵斥爸爸，就忍不住冲进去冲他们喊了一句：“你们态度好点行不行！”当时我心跳剧烈，热泪盈眶，十分激动。爸爸没说话，造反派也没说话，大概是对我的激烈态度有些意外吧。后来爸爸就跟他们走了。我知道，比起很多家里出了大变故、受了大磨难的孩子，我的这点遭遇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它对于我的生活、我后来的道路并非全无意义。它使我懂得了苦难的意义，懂得了社会不公正的意义，使我不再轻信宣传的一切，使我对有同样遭遇的人有了同情心。
……
展开
—— 读者 X乎
“我认为李银河的思想，不是深刻，而是包容。阅读她的文字，没有闪闪发光的耀眼，没有深刻和震颤，没有叹为观止的屏息静气，更没有忘我般的代入感，但觉得平和，坦诚，包容，真实。因为她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 读者 点点
“作为学者，行文之流畅，态度之平实，是绝大多数作家所不能及的。”
—— 读者 CDHL
“读李银河的书，好多共鸣，更多启迪。觉得天地一下就开了。”
—— 读者 He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