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自述（第2辑）》：
文学讲习所是建国后由中国作家协会承办的，它的前身（也是第一期）为文学研究所，负责人是丁玲。
进修期间，讲习所先后聘请冯雪峰、张光年（光未然）、陈涌、秦兆阳、杨公骥等名家主讲授课，学员们较为系统地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学到不少东西。当时，中国作协刚开过理事会，周扬同志等在理事会上指出，就全国范围讲，文学创作方面要进一步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同时也要反对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特别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坚定不移，但是为政治服务不能简单化，要遵循艺术规律，要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塑造血肉丰满、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不能搞机械地配合，更不能标语口号式地图解政策……讲习所进修时间不长，但对我来说，创作视野进一步开阔，收获甚丰，是我创作上一大转折。过去理直气壮地认为“歌颂新时代”是无可非议的，现在明白要辩证地看问题，歌颂新时代新人物没有错，必须继续坚持，但是歌颂“光明面”不等于无视“阴暗面”，不能回避矛盾，不能粉饰现实；离开真实的歌颂是廉价的歌颂，廉价歌颂，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学创作的“无冲突论”。创作上的“无冲突论”是不可取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原理，也有悖毛泽东《矛盾论》的要义。
明确了这些道理，思想豁然开朗。过去，在创作中千筛万选苦于无处下笔，现在悟出只要面对生活从真实出发，值得大写特写的素材太多了。过去写小说有个程式：先确定主题思想，根据主题需要编一个故事，编故事必须有人物，人物是为既定的故事服务的，故事编完了，人物活动也就画上句号。这样写出的小说，哪能不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套子？现在认识到写小说离不开故事，但是要从塑造人物性格出发，故事是为人物活动和人物性格服务的，有什么样性格的人物，就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写人物不能概念化地只给人物贴标签，要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矛盾纠葛中去刻画、去展示，这才能把人物写得鲜活，对读者才有感染力。
在讲习所学习期间，我写出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两个社长》。进修的后期，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党内到党外逐步贯彻阶段。文讲所学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根据“双百”方针精神，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刘白羽，召集学员们在东总布胡同作协会议室听取由他主讲的“向社会主义文学进军”动员报告。这个报告的主旨是强调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作家必须敢于独立思考，要勇于创新。大家听后很受鼓舞，一致认为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这些文学主张不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而且付诸实践。很快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文学作品，如特写《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些作品反响很大，深受读者喜爱。在这个背景下，我按捺不住，也想一试。这年冬季，我所在的县实现了全县农田水利化，在水利化的过程中问题不少，有的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不从实际出发。强迫农民盲目打井，结果劳民伤财打不出水；有的假报打井数字和可浇地面积。县上主管部门官僚主义严重，不调查、不落实，把虚报的数字汇总上报，骗取荣誉。我掌握了这些素材，经过加工写了一部揭露一位县委书记在实现全县水利化过程中，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的中篇小说《数九寒夭》，七万多字，送给《火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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