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云传》：
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成立，王子云出任团长，按一般人的想法是出于林风眠的推荐，这个因素是存在的。在西湖艺术院的老人里，出国学习雕塑艺术，时间最久的应该数王子云，而在进行创作的同时对学术发生强烈兴趣的也是王子云。王子云回到杭州国立艺专，为林风眠校长接纳，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艺专从杭州千里流徙，一直到沅陵，王子云和林风眠同甘共苦。滕固取代林风眠任校长之后，林风眠不能再在学校待下去，只身前往重庆，几近赋闲。很快，王子云也来到重庆，二人如影随形。这一时期，王子云的进退出入受林风眠直接影响是显然的。
其时，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前线”和“大后方”的战略格局渐趋分明，“大后方”的社会生活得到暂时相对宁静，而大量的文化人则处于失业状态。王子云有幸受命进行陪都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是最为光荣、也有生活保障的事情，但是，一旦停顿，也处于失业威胁之中。这时候的林风眠离开国立艺专校长位置，比一般失业教员要好过些，他毕竟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多年的教育官员，这时候在重庆教育部以“专员”名义挂个闲职，也同滕固前来艺专之前的身份差不多。王子云和林风眠都有法国生活经历，在重庆，能够经常走走谈谈的，王子云不离林风眠，林风眠也不离王子云。两人议论之间，既为个人前途计议，也离不开艺术事业。在王子云下决心往西北之时，林风眠的意见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时候的林风眠，“既已不得志于有司”，他也没有决定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的权力。还有一说，是王子云靠他的徐州老乡刘季洪而得遇于教育部长陈立夫（据西北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王子云的审查材料，包括部分考察团员如卢善群的材料）。其实，考察团成立一年多以后，刘季洪才就社会教育司长之任。而根据王子云自己的回忆，他于1941年率领考察团到河南洛阳考察时，刘季洪还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王子云还通过他和河南省官方联络有关事宜（《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4页）。据《西北大学学人谱》，刘季洪任河南大学校长是1935年11月到1939年4月，而在就任社会教育司长之前，他已经是教育部秘书，实际上就是陈立夫的专任秘书。看来王子云的记忆也有误。
不能排除刘季洪在王子云就任考察团团长一事上发挥的作用，但是，王子云自己向教育部提出了一个报告是确实的，而当时，教育部也确有进行此项工作之计划。遗憾的是，王子云本人对考察团组建时期的记录已经难以寻见，还是当年一位当事人的“交代”材料所叙甚详。这个人是徐朗秋，他写于1955年8月7日的材料说：
“在伪教育部退到重庆以后，有一个反动的阴谋计划，就是登记逃亡的各种教育工作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为它们做反动教育工作。我所知道的在社会教育方面的有社会教育工作团，戏剧教育工作队，电化教育工作队等各一队到三队不等，分散各省巡回工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就是那时计划设立的。
“1940年（大概在暑假前后），王子云到了重庆，还有画家林风眠一同住在旅馆里。
“王子云那时候就谈到西北艺术文物的丰富，特别是汉唐文物，都需要考察整理，他就向伪教育部提出了考察建议书。这个建议书是托我转给社会教育司长陈礼江的。”可见，当时决定考察团组建问题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王子云和司长陈礼江并无个人关系，老同学徐朗秋只是一个科员，他是怎样当上考察团团长的，徐朗秋的材料说：
“这个建议书得到了伪教育部的采纳，决定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规定考察洛阳龙门石窟、陕西汉唐文物及甘肃敦煌石窟等。并指定由王子云负责筹备，登记并选用合格人员。我那时是社会教育司主管科（二科）的科员，就由我拟稿，以社教司名义签报核准的。我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力量举荐比较地位高的团长取得陈立夫的信任呢？在实力上，我是没有的。我想，那是陈礼江口袋里没有这路人才，王子云本身有这种工作条件。科长相菊潭是陈立夫的人，他也和王子云谈过，这件事要做，或者以王子云为合适。王子云是个纯技术观点的艺术工作者（我那时的看法），不见得有什么政治企图。至于他是否另借其他方面的力量如滕固、林风眠等向陈立夫处推荐，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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