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促成合一、跨越教派的教会史在1912年有点新奇,甚至激进。宣传这种基督教会史成为父亲毕生的工作,我*终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世界史学者的职业几乎仿效了父亲的职业。我一生致力于探究文明的边界,一如父亲曾经探究教派的边界一般。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淡忘年轻时在有关思想与个人方面与他的分歧。父亲及其他学者共同影响了我,特别是对历史的看法,总体而言,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实际上,这篇回忆录尽力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的影响。
我的父亲是来自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农场男孩,在校学习成绩优异,继续攻读大学,之后成为一名长老会牧师。他把神学训练与大学所习结合起来,首先在麦吉尔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192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我母亲内特·哈迪的经历更加非同一般。她出生在加拿大另一端的温哥华岛,是苏格兰后裔。她也就读于麦吉尔大学,和我父亲一样,毕业时是班级里致告别辞的出色毕业生。那时的加拿大,一位女性读大学是很不同寻常的,尤其是像我母亲这样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未开发的边疆社会的人。在那里的几乎每个人眼中,高等教育与异域学生无关。但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女教师曾在新斯科舍省念过大学,她激励着母亲攻读大学学位。在这位女教师的鼓励下,母亲志存高远,这驱策她横穿大洲考入麦吉尔大学,因为那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没有颁发文科学士学位的大学。一位富有的叔叔资助她这项冒险事业,而这困扰着她的父母。他们认为,作为*大的孩子,我的母亲应该守在闺中,帮忙抚养八个较小的兄弟姊妹,直到她出阁嫁人方可离家。
母亲结婚仅九个半月便生下了我,这让她既尴尬又欣慰。总之,这意味着她被居住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祖父母欣然接纳到麦克尼尔家族,纯粹因为她孕育了一个男丁可以延续家族香火。实际上,我令其归属于一个新的家庭,一个尊重甚至对接受高等教育崇敬有加的家庭。因为我的祖父母支持、佩服我父亲的事业,即使这将意味着他们**幸存的儿子以后不能帮助他们料理农活,待祖父衰老时亦无法继承家族农场。
所以,对于母亲而言,我不仅是她*年长的和唯一的儿子,更是一张获得一个新的且受欢迎的家庭认同的票单。于是,我成了她的命根子。在随后几年,因父亲太忙无暇照管家务,母亲时常让我代替父亲做家务活。她还陪我读完高中和大学,那份热望无人能及。我平素深受母亲的影响,迟至1939年才离家去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以很久以来我都是妈妈的乖宝宝,沐浴在她的宠爱之下。我还认为自己鲁莽而飘忽不定的性格大多遗传自母亲。父亲的语言技能优胜我几筹;他治学更加严谨、考究,总而言之,与我轻率、推测的倾向相比,他更紧扣文本。我母亲的想法也很大胆,富有想象力——我住家斟酌新想法时,在我看来母亲已是如此。或许,这只意味着在我的青春时代我指责她的想法时,她竟然专心致志地倾听这种幼稚离奇、自以为是的评论。在以后的岁月里,她改变了,明显变得虔诚,甚至羞怯;但是随着我进一步了解她,我发现她像一位朋友,乐于接受我很多不成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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