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念馆故事：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故事》：
1938年3月，邓子恢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4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经过短暂整编后，粟裕、陈毅先后率部队开赴江南抗日前线，邓子恢随军部来到泾县云岭。到云岭后，新四军民运工作在邓子恢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广大民众渐渐发动起来，民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
邓子恢被新四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农运专家”。
军部进驻云岭后，邓子恢安排民运部派出第一支民运工作队——茂林工作队。他亲自从民运部、皖南特委和战地服务团中挑选精手力量三十余人，由皖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时夫带队进驻茂林。这支民运工作队根据邓子恢的指示，打起背包深入到民众中，运用唱歌、演戏、贴标语、开大会等各种形式，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解抗战必胜的道理，与广大民众同甘共苦，他们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感染了广大民众。一次，邓子恢带领民运部的同志们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中午在一位农民家吃饭。饭是稀饭糠馍，菜是一碗烂腌菜，烂腌菜里夹杂许多白蛆，民运部的同志望着白蛆不敢下筷，邓子恢首先把白蛆夹到自己碗里，又给每位同志分别夹一筷，自己带头吃起来。这件事对民运部的同志和当地农民震动很大，农民交相传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官”，和老百姓坐一桌，吃这样的饭菜！从此，他们把新四军看成自己的贴心人，新四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感。
一天，新四军民运工作队队长李乐山、副队长杨明回到军政治部向邓子恢汇报群众工作情况。李乐山谈了一些工作过程，流水账式地叙述召开一些会议的情况，并提出工作量较大，人手少，工作忙不过来，要求增加人员。邓子恢耐心地听完汇报，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当李乐山汇报完后，邓子恢说：“目前我们正进行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决定这场战争的力量源泉来自什么地方呢?毫无疑问，来自于人民群众，群众力量是支持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保证。你们只知道开这个会开那个会。当然，开会也有必要，但一切靠开会，由你们自己包揽，这能行吗?有几个李乐山，有一百个李乐山也不够用！希望你们眼睛向下，依靠群众，培养地方干部。只有这样，革命工作才能扎实而持续地开展下去。否则，你们这边打背包一走，那边工作就会垮下来。”邓子恢说：“民运工作要做到背包背不走，主要培养当地群众领袖，让他们独立工作。这是衡量民运工作的标准。”他的一席话，使李乐山和杨明茅塞顿开，深受启发。后来，杨明由衷地称赞道：“人们称邓子恢为农运专家，真是名不虚传”。
邓子恢领导新四军民运工作期间，他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敢于坚持原则，受到新四军干部和群众的交口你赞。1938年秋，新四军鼓休工作队根据群众反映，当也苛捐杂税较多，租息较重。邓子恢决定领导茂林地区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这项袋，由邓子恢夫人陈兰捐赠，一级文物。工作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反动大地主的百般刁难，土豪劣绅还联名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和泾县县政府控告。一次，国民党泾县县长黄渑武借故在云岭附近抓走一位农会干部，农民告状到军部，邓子恢和民运部的同志提出用新四军的名义去解救被捕的农会干部。但遭到新四军负责人的反对，并且批评邓子恢：“你们只知道要农民，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我们争取的对象不仅有农民，还有地主和其他阶层，你们这样搞会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的。”但邓子恢认为，国民党泾县县长的矛头是针对新四军，实质是反对减租减息，如果我们向国民党让步，党和新四军将失去群众的支持。减租减息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的，我党在农村的路线是放手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既可以发展和巩固农抗会组织，又可以分化地主，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战，这符合我党在农村的政策，也不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后来邓子恢顶着压力，用新四军政治部的名义给国民党泾县县政府写信，最终迫倬具长释前了农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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