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混杂的生命形态：文化冲突与融合语境中的郁达夫》：
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提倡，“子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荀子·大略》）。这些都是儒家先贤的谆谆教导，经过历代无数儒家学者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精华，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接受。杜甫的“乾坤含疮疾，忧虞何时毕”、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诗句中都蕴涵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忧患意识是处于艰难时世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产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品质，它构成了中国数千年文化演变发展的内在动力。忧患意识有不同的层次：忧国、忧民、忧君、忧己，如果说近代以前的传统士人是站在“忧君”的立场上，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寄寓自己的忧患之情，那么，近代以后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冲破了“忠君”与儒学伦理观的束缚，他们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关心国家危亡与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屈原的诗歌中充满忧患之情，但目的是重新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岳飞悲切的是“靖康耻，犹未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的却是“朝天阙”，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都有“忠君”这一前提。到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使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意识到封建君主制度的衰朽，与之联系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也逐渐崩溃，在与“他者”的被动接触过程中，现代民族与国家的观念最终形成。面对中国沉重的历史与屈辱的现状，他们关心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安危与前途，君主以及政府则被置于对立的位置，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然而，作为传统文化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不但没有随着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坍塌而消失，反而因为近代特殊的时代原因得到了加强。这样，“‘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正是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五四知识分子在民族内外交困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之中，自觉地承担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
郁达夫早年熟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血液中早已鼓荡起治国安邦建功立业的豪情。同中国传统士人一样，他也曾积极人世、怀抱着“兼济天下”的大志，渴望一展鸿图一试身手。郁达夫十三岁的时候，“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富阳城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人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里，传人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1913年赴日留学之前，郁达夫还读过一本写于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书名为《普天忠愤记》的散文、诗歌、回忆录选，让他感慨万千激动不已：“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和他去做个朋友；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流露出处于朦胧状态的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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