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前沿理论研究丛书·传统·民族·世界：中国音乐学教授访谈录》：
这是西方想用西方文明来取代中华文明的一种野心。但这是他们的一种理想，可以说是梦想，他们是做不到的。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梦想我们中国人反而为他们去做了，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音乐家在文化上的一大失误。
过了20多年，五四运动开始了。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方向，则是错误的。虽然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文化是不科学、不民主的。
正是在上述这两个背景下，两种音乐思潮出现了。一是以留学德国的王光祈为代表的思潮，他用民族音乐学的思想、观念看待中国音乐，提出整理国故，以此来建构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我很赞同他的主张，不幸的是，王氏英年早逝。
另一个是以萧友梅为代表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音乐思想。萧友梅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实践，他的音乐思想的要害在于否定自己。他认为中国音乐没有键盘、没有和声、没有五线谱，基本上是一个无乐之国，有的话也比西方落后一千年。1927年，“国立”音专建立，把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完全搬进了中国。从此，中国音乐“去中国化”的过程正式开始了。所谓“去中国化”，就是无视、放弃、回避中国音乐的传统。
我们知道，传统的乐理实际上是按照西方理论来解释的，如音是稳定的，但我们中国音乐的许多音是流动的、游移的。我们能接受西方的理论说明我们在心理上首先是失败的，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西方人曾认为东方人是落后的，而当他们开始意识到这是错误的时候，我们许多中国人却还没有觉悟，这里我指的是我们的许多音乐家，当然不是全部。
随之，在萧友梅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主导下，刘天华的国乐改进思想便出现了，他提出要东西调和，形成一条所谓中西结合的道路。到了“文革”后期，我对刘天华的道路开始怀疑。在今天看来，其基点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看到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当然要看到西方音乐文化是成熟的、优秀的，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音乐文化同样也是成熟的，可是中国人在那个时代总是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别忘了，除了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外，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的音乐文明和我们一样如此古老而又成熟？刘天华和萧友梅的观念是一致的，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因此就要改进，然后提出在东西调和的过程中杀出一条新路来。中国音乐传统深厚，我们的音乐文化是成熟的，刘天华并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请问，月饼和蛋糕怎么调和？我们的豆腐乳和西方的乳酪怎么调和？
我们再来看他的具体作品，他的第一首曲子《病中吟》还有点中国音乐的因素，其旋律来自苏州道教音乐，《月夜》还有些中国音乐的传统。但后来的《悲歌》《光明行》等就完全西化了，这就是所谓调和的结果。80年代初，有一个英国人对胡登跳说，听了你们中国的《光明行》，就像听了我们两百多年前的音乐。一句话，足以揭示出调和论的要害。
到了今天，二胡音乐则发展成了西式协奏曲、狂想曲，我们还要、还能狂到哪里去？现在的许多二胡演奏技巧都是从小提琴搬过来的，二胡的技巧哪里去了呢？实际上，二胡的技巧不比小提琴的技巧差。比如，孙文明的二胡演奏技巧就很高超，1961年前后，上海民族乐团得知他的情况以后，就把他请过来教学，后来上海音乐学院也请他来教我们，我也跟他学过一段时间，但学了一段时间后就放弃了，因为他的技术太难了，后来只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1980年后，日本有人写孙文明，虽然资料有错误，但是人家写了，我感到很脸红。所以后来我们在香港就想办法出了他的曲集。现在仍然很少有人能把孙文明的二胡曲都拉下来。把小提琴的技巧硬套在二胡上是行不通的，这不但因为乐器构造有所不同，更因为音乐思维有所不同。我们传统的地方乐种有许多指法与弓法是小提琴没有的。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也不必用别人的东西来取代，这不是艺术的眼光与做法，也不是美的原则，统一的美是单调的、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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