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征引《记》文三十七次，其中三十四次是暗引，三次是明引。明引的三次，均将征引的《记》文称之为《礼》。《荀子》征引《记》文三十九次，其中三十八次是暗引，一次是明引。明引则称之为《礼》。《新语》征引《记》文十五次，都是暗引。《新书》征引《记》文二十六次，其中二十一次是暗引，五次是明引。五次明引，皆称之为《礼》。《春秋繁露》征引《记》文二十九次，其中二十六次是暗引，三次是明引。三次明引，二次称之以《礼》，一次径称《王制》之篇名。而检视《春秋繁露》全书，凡明引五经文字者，皆称以书名，未尝以篇名相称。此其一。且《春秋繁露》征引《王制》凡六次，其中四次暗引，一次称《礼》，何独一次径称《王制》？此其二。因疑称《王制》篇名者，盖后人所为，原书不如此也。《盐铁论》征引《记》文五十三次，其中五十一次是暗引，二次是明引，明引皆以《礼》称之。《淮南子》征引《记》文三十八次，都是暗引。《史记》征引《记》文十三次，其中十次是暗引，三次是明引。三次明引，均称之为《礼》。《汉书》宣帝以前史料征引《记》文十八次，其中十一次是暗引，七次是明引。七次明引中，六次称之为《礼》，一次称之为《传》。和以上九种古书征引时的的呼相比，《石渠礼论》的称之为《记》，《石渠礼论》的径称篇名，是破天荒，是前所未有。我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称呼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换言之，宣帝甘露三年三月，石渠礼议之时，就是小戴《礼记》公开发表之时。至于其成书，还应该略早于此。
第四，石渠礼议是《礼记》-书由人们习惯称之以《礼》到称之以《记》的一道分水岭，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从实质上来说，它一点也没有降低《礼记》一贯享有的经的地位。即以辑本《石渠礼论》反映的情况来看，这是一次最高级别的有关《礼经》的专题讨论会，而《记》的表现颇为不俗，非常活跃，俨然是被视为《礼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纳入会议讨论的主题，且被宣帝所认可。非独此也，如果我们把石渠礼议放到经学史的长河中来看，我甚至认为，这种由称之为《礼》到称之为《记》的转变，不仅没有降低《礼记》的地位，而且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新纪元：《礼记》的地位日趋上升，《礼经》的地位则日趋没落。第五，石渠礼议小会的参加者共几位？都是谁？在会议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大戴与会了吗？综合《汉书》中的有关资料，石渠礼议小会的参加者凡五人，即萧望之、韦玄成、梁丘临、闻人通汉和戴圣。萧望之，如上文《宣帝纪》所说，负责“平奏其议”，即把与会专家们的议论辨析明白而上奏宣帝。平，通“辨”。韦玄成，本传日“拜玄成为淮阳中尉。是时王未就国，玄成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这里的“条奏其对”，实际上和“平奏其议”是一个意思。所以说，萧、韦二人扮演的角色基本一样，只不过韦玄成位次居后罢了。梁丘临，据《儒林传》，他的任务是“奉使问诸儒于石渠”，颇似宣帝的会议联络员。至于闻人通汉和戴圣，二人虽然都是以《礼经》专家身份与会的，但身份也有差别。据《儒林传》，闻人与小戴，都是礼家后仓的弟子，所以说他们是专家。但小戴是“以博士论石渠”，而闻人则是“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身份还有差别。可以说，纯粹以《礼经》专家身份与会的，小戴一人而已。《石渠礼论》尽管是会议记录，诸家之说，兼收并蓄，而《隋志》独归之于小戴一人，有以哉。至于大戴，尽管他也是后仓的弟子，但并未与会。诸家颇有言大戴与会者，误也。
钱玄《三礼通论》说：“戴德、戴圣的生卒年不详，但知曾参加宣帝时石渠之会（前49年），这时二戴已早为博士。”①这里有两个问题须要辨析：一个是大戴与会了吗？一个是二戴都已“早为博士”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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