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支迁移到了堰桥附近的新塘里，“新塘，心膛，大地的心膛”，说明新塘里的地理位置很好。这个村落居住人口大部分姓吴，清朝时建有“三让堂”（二百多年历史），与锡东的祖殿“泰伯庙”，锡西惠山脚下的“泰伯殿”遥相呼应。东汉末、三国初，高士高彪的儿子高岱举族从遥远的鲁地迁至吴地，隐居于西高山北麓，后葬于此，因此西高山得名高山。高山西侧地势低洼，筑堰名为“高鲁堰”。三国时期，孙权与曹魏抗衡，置毗陵典校尉，把大量移民（现在可称之为建设兵团）迁移到堰桥以东的高岗地区，屯田耕作，人口聚居，形成村落。而堰桥以北以西还是一片泽国。《无锡县志·大事记》记载：“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迁都建业。无锡为吴国地。吴嘉禾三年（234年）省无锡县，分吴郡无锡以西为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吴赤乌八年（245年）典农校尉陈勋导长广溪。”
三国时期，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在西高山建诵经堂，后人扩建为崇庆庵，这是无锡最早的佛教寺院，北宋全盛时有宇殿僧舍5048间，屡建屡毁，至明代重修。堰桥地区的宗教信仰除了佛教外，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及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也都历史悠久，故而庙寺庵堂众多，信徒广泛，各种宗教活动频繁。西高山“三月三”的迎神庙会，远近闻名，规模盛大，成为方圆一百零八村宗教活动之首。
自五代末期以来，胡姓子弟有多支往江浙迁延，其中以宋安定先生胡瑗为始祖的如皋胡氏，最为兴旺发达。安定胡氏名闻天下，后世的胡氏子孙往往归宗于他，成为最庞大的一支。如皋胡氏因安定先生胡瑗声名鹊起，涌现出大量人才。安定公有三个儿子，都为显臣。长子胡志康登进士第，担任迪功郎、台州文学，后官至杭州观察推官；次子胡志宁担任永州知州；三子胡志正授职迪功郎。如皋胡姓后代分为杭州、永州、如皋三派。三子胡志正奉送安定先生遗留下来的衣冠，从湖州重回如皋，归葬故里，以此形成如皋派。胡志正有两个儿子：胡守经、胡守权。胡守经子孙在如皋繁衍，成为如皋望族。胡守权则因喜爱读书、被世人尊称为达庵公。（《中华姓氏谱·胡姓卷》第69页）
据当地的史书记载，公元1096年（宋哲宗绍圣三年）胡守权渡江游学晋陵（今常州一带）、无锡之间。风土淳厚的无锡，使他驻足忘返，于是栖居于同窗好友陈敏的家中。陈敏，北宋书画家，字伯修。无锡人，熙宁三年进士，胡瑗高徒，被胡瑗称之日：“锡之英也。”自号濯缨居士，斥司马光为奸党。工书画，风格清瘦。（见《梁溪书画征》）。达庵公落脚兴宁乡新塘里后，埋头于书山之中，繁衍子孙，休养生息。九百多年以来，胡氏后裔们秉承祖上“唐宋遗韵”的家范，读书尚礼，惠福于民，逐成锡北望族。
村前村版《胡氏宗谱》上有一张《村前义庄义塾图》，一处建筑物的匾额上有“两斋遗范”四个字。所谓“两斋”就是指的胡瑗首创的“分斋教学法”。“分斋教学法”的主要做法是：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主修六经经义，属“明体”之学，培养高级经济人才；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达用”之学，培养专业人才。学生可以主修一科，兼学一个或几个副科。这一方法，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此外，胡瑗还倡导并实行了“游历教学法”、“商讨教学法”等首创的教学方法。胡子文化就是通过办学这一形式，传给了一代又一代。
据《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一书分析，庚款第一批中有三个群体，胡刚复、梅贻琦等人属第三个群体“五湖四海派”，这一派人旧学基础好，但旧学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包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生似乎反而得益于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一群体似乎更能紧跟时代，事业常青树的比例远高过第一、第二群体。第三群体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精神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观似乎体现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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