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人访谈录（1）》是撷取近年来发表在中国考古网上的部分任务专访成书。《考古学人访谈录（Ⅰ）》选取了11位考古学家，纪录了老中青三代考古学人的治学经验和心得。其中既有当代考古学人提升中国考古地位的戮力同心；既有守望都城的千年记忆，也不乏扎根边疆的厚重责任。他们为开创中国考古学鞠躬尽瘁，为中国考古走向世界不懈努力，一代代考古学人在这一方田地间守望着我们的历史，逐渐揭开中华文明的面纱。本书既可管窥考古学人的心路历程，又能知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值得收藏。
王睿：董老师您好！首先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看到您的经历，感觉您从事的考古研究时间跨度挺大的。您最初学习的是商周考古，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从事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8年以来，您主持了不少辽宋金元时期的考古发掘，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在您所主持发掘的辽祖陵陵园考古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您还写出了《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这样的专著。这些转变您是如何完成的？ 董新林：谈起我研究方向的转变，说起来有些机缘巧合。1993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后，很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先生，他们给我提供了难得的锻炼机会，并给了我很多具体的指点，我从中获益匪浅。其中第一位是内蒙古工作队队长刘晋祥先生。刘先生为人有口皆碑，他很注意提携后进。刚进内蒙古队不久，刘先生就安排我协助他编写敖汉赵宝沟考古发掘报告。刘先生放手让我自由发挥，使我有了一次难得的学术历练。本来《敖汉赵宝沟》专刊完成后，我计划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进行一系列青铜时代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但是，考古所当时决定要编写多卷本《中国考古学》，而我们研究室没有搞宋元考古的青年学者，所以《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的主编孟凡人先生就安排我承担墓葬部分的撰写任务。这是我要感谢的第二位先生。孟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考古研究领域，一个全新的学术平台。
王睿：也就是说您从先秦时期的考古研究一下子转到了宋元时期的考古研究。这转变很大。感触很多吧？ 董新林：是啊。起初我不想接这任务。一来觉得与自己的学术专长不搭界，跨度太大；二来觉得要重新学很多历史文献知识，难以胜任。实际上是有点畏难情绪了。一切从头开始是很难的。但在孟凡人和刘晋祥等先生的鼓励下，年轻人的血性起了作用，我硬着头皮踏上了新的研究征程。我从收集基础材料人手。在整理和消化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其中有很多的学术空白点，是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同时，我也意识到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难度很大，因为它要涉及历史文献、古建筑、佛教和瓷器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新领域，使我越来越有了探究的兴趣。这让我决心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先秦时期主动转移到辽宋金元明时期。这应该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次很重要的抉择。
现在，回想起学术转型的头几年，仍然能回味到当时的研究苦楚。我记得，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主要精力都用于收集和熟悉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材料，写不出新的研究文章，那种着急痛苦的感觉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或许是不服输的个性吧，当时尽管痛苦，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向年长学者虚心求学问道。所内外诸多老先生和学长都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一直铭记于心。他们一再叮嘱我，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是慢工出细活。所以，我一度不敢发表新论文。好在还有几篇先秦时期的考古旧稿陆续刊发。最晚的一篇先秦时期的考古论文，是2000年在《考古学报》发表的《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有时候放下重新开始，需要很大的勇气。
王睿：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您考古学道路的一个标志，此后您的研究文章多是宋元以后的内容了。
董新林：对，可以这样说。进入新世纪，我开始斗胆撰写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学论著。迄今为止，出版了本书，发表了30余篇历史时期的文章，侧重于历史时期陵墓、城址和墓室壁画等方面的内容。学术转型的这段经历，对我个人的研究颇有裨益。我现在喜欢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进行考古学研究，对研究内容进行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从而更能清楚地了解其来龙去脉。
王睿：现在很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当工作内容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不一致时，很多人会有点茫然，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董新林：这个问题不太好讲。对于考古所这样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科研机构来说，每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都应该尽量做好两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重心。我想能来我们所的青年学者，特别是硕士或博士生，通常都会有自己较为明确的研究方向。其次，工作需要与研究方向不一致时，要尽量找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然是很惬意的。
实际工作中，工作内容和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不一致的，做起来不是特别顺手，也是肯定的。若确实感到茫然，我觉得应该找相关领导及时解决自己的困惑。
否则，对自身和考古所都没有好处。说到这里，我想，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部门负责人，应该对每个人的特长有所了解，能知人善用，为年轻人搭建施展才干的平台，这样会有利于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年轻学者也要敢于挑战自我，多接触一些，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这样或许更有益于自身的成长。就我们汉唐考古研究室来讲，不同的研究专题如都城、陵墓、窑址及瓷器、古建筑等，或许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但彼此互相借鉴，对于从事长期的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王睿：最开始您有一个规划吗？比如说一个十年的规划？ 董新林：我自己的研究一般是有规划的。说十年有点长，五年规划还是有的。我本科和研究生的毕业实习都是在辽宁从事先秦时期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所以我到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后，便计划继续深入探究燕山南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格局和演变。
这个设想得到了当时考古所领导和研究室领导的支持。后因《中国考古学》课题的启动，没能实施。
开始从事辽宋金元明考古研究时，我也勾勒了大致的规划。从1996年开始，我担任了内蒙古工作队队长。自然我的田野发掘要立足内蒙古地区，辽代考古发掘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首选。我设想通过对辽代陵墓、城址等的系列考古发掘和研究，来构建辽金考古学体系。于是，1998年我开始在内蒙古赤峰、通辽地区调查辽墓。从1999年起，在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中，我具体主持了内蒙古扎鲁特辽墓发掘和辽上京城皇城试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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