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从18世纪末帝国的创造者那里看到礼物交换上的困惑，他们不能接受它，可是没有它又不行。过了一代之后，詹姆斯·穆勒则拒绝承认它的存在，认为它只是贪污的代名词，他试图以此终结有关印度送礼的不确定性。在他如此坚定展现的自由功利主义传统里，英国总督与印度君王之间交换礼物，没有促成什么，只是以当地习俗或社会阶层认可为蹩脚的借口，假公济私而已。
马塞尔·莫斯在《论礼物》的结尾处认为，这种功利主义缺乏对礼物的理解，代表了现代社会的转折点。他反对用功利主义的“利益观念，个体对有用之物的追求”来理解礼物。他写道，这种有用的概念在世界上的土著社会或古典时代几乎都不存在，或在欧洲本身，只是到近几个世纪才成为一项附属原则。“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发表《蜜蜂的寓言》（TheFable of the Bees）以后，人们几乎可以确定个人利益概念获得胜利的时刻。”1因此，莫斯为这种理论争论提供了起点，顶点则在他自己的论述中：经济上的利己主义理论首次清晰地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得到陈述。在这一解释的基础上，1714年，伯纳德·曼德维尔首次刊出了他那著名的寓言诗。该诗及其为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论述，为后来詹姆斯·穆勒等思想家无法理解礼物的社会功能提供了语言和前提假设。
人们同意莫斯的看法，那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功利主义理解，存在将礼物交换转入公共行为边际的影响。秉承这一传统的自由思想家，非常成功地制定了利己主义经济角色开展的市场交换模式，以至人们到了19世纪还难以找到一种语言来表达经济实践的另一种形式大概是怎样的，或者哪一些社会结构可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团结。可是，这种将礼物和市场心态一分为二的做法，过度简化了自由主义传统及其与互惠的礼物馈赠之间的关系。考察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及其先贤，就能知道一个比莫斯想象的更复杂且更有趣的故事。最早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确实将礼物排除出了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如果我们想理解礼物从现代社会思想中的消失，还得从自由主义传统中寻找线索，这种传统的代表人物则是穆勒及其先贤等功利主义思想家。然而，自由主义传统还不止于此。在17世纪和18世纪，一些更敏锐的理论家承认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礼物交换，即使他们制定了一种由利益驱动的社会行动模式，也考虑到了礼物交换；他们还担心现代社会如何能在谋求私利的同时追求伦理的目的。换言之，表面上展现为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可包含多种人类动机。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摒弃礼物，而是重新界定了礼物的范围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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