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中多处提到危害社会行为是否“附于刑”或“丽于法”，这里的“刑”或“法”指的都是肉刑，即《司刑》“五刑之法”，这是需要注意的。《周礼》中的肉刑是否与劳役刑相结合，书中不见记载。秦简及汉初简牍中的劳役刑往往是与肉刑结合使用的。这是《周礼》制度与秦汉律的又一区别。吴荣曾先生认为《周礼》所反映的刑制属于山东六国制度，是有道理的①。然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虽有差异，但相互借鉴之处更多。因此，《周礼》所载制度与秦汉律亦多有相合之处。
从睡虎地秦简的记载来看，秦律中也有了对危害社会行为是否触犯刑律的区分。从大的方面来看，一般被处以赀刑者多未触犯刑律，属于行政处罚。不过秦律中的区分似乎不如《周礼》明显。
《周礼》所反映的文书制度已经非常发达。以司法方面而言，文书凭证是必要的法律证据。《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四日听称责以傅别”，“六日听取予以书契，七日听卖买以质剂，八日听出入以要会”。“傅别”、“书契”、“质剂”是战国时期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券书的名称。“要会”则是会计汇总的出入账簿。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各种经济纠纷也随之产生。为了加强和规范经济发展，国家规定，不论是官府之间、官私之间还是私人之间，经济交往都要立券为凭。一旦发生纠纷，以双方所立券书为凭，判断是非曲直②。《周礼·秋官·大司寇》：“以两剂禁民狱，人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玄注：“剂，今券书也。使狱者各赍券书，既两券书，使人钧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书，不入金，则是亦自服不直者也。”①《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约剂”，郑玄注：“约剂，各所持券也。”孙诒让云：“《小宰》注云：'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此约剂即彼质剂也。”②“以财狱讼”即因财务关系而争讼。傅别、约剂这类券书就成了重要的法律凭证，傅别是债务券书，约剂是买卖券书。因为这类券书多一分为二，当事双方各持一半，故又称为“判书”。《周礼·秋官·朝士》说：“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判书”，郑玄注：“判，半分而合者。故书判为辨。”郑司农云：“谓若今时辞讼，有券书者为治之。辨读为别，谓别券也。”③法官断案，以双方所持券书为凭，无券书者不予受理，或判为败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汉初这条法律，同样强调了文书凭证在法律上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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