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来没有把母亲看成是个独立的个体，永远不理解为什么她那么不开心，也不理解为什么学习使用英语以及以她自己的名义成为美国人对母亲来说那么重要。我不记得父亲曾经直接称呼母亲的姓氏，除非他是在责备她。他通常会以“孩子他妈”第三人称谈起她。也许是因为相信孔子对家庭角色的定义，父亲认为，让她成为母亲的角色并让孩子们尊重她这一母亲角色就是他必须做的事情。当我们长大了，父亲总是说“你们的母亲是个好女人。她抚育你们、爱你们，照顾生病时的你们，但她再怎么样也只是个女人。当你们需要建议和指导时，就来找我吧。她只知道这墙内之事，而我遇到的人和事比较多”。在旧中国，妻子被称为内人。
也是因为如此，我母亲非常不开心。与美国妇女的生活，尤其是与电影中所刻画的那种生活相比，母亲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把自己无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看成是她在中国受迫害经历的一种延续。父亲将房契归于母亲名下，防止如果生意失败房子也不至于充公。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母亲将他锁在门外，拒绝他回家。早在中国革命期间妇女“诉苦”运动之前，我母亲常会到市中心父亲的餐馆当着顾客和那些雇员们的面指责父亲。而父亲则会躲在厨房里不出来。然而，三十年来直至60年代父亲去世的这段时间，他总是给母亲写长信，问为什么他们不能一起回来，并用复写纸将复印稿送给每个孩子。这些信总是以“孩子的母亲”开头的。
母亲和我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亲近。当我还很小时，她总是抱怨说生我时她受了许多苦，因为我的头太大，这就是暗示说她受苦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婚内强奸吧。但是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所有的孩子中只有我成为她受迫害的象征，这也许是因为在母亲生我时我给她带来太多的痛苦。也可能是因为早些时候母亲不会英文，而我承担了接待到我们家客人的角色，她把这看成是一种反叛。也许是因为在家务事上我帮不上忙，我和母亲一样痛恨做家务事，但是家务事并不全是母亲一个人做的；每个星期会雇佣工人来家里一两次，做一些清洁房间，清洗、烫熨衣服的工作。（通常会是一位欧洲移民妇女。我回忆不起任何一个非白人，但我兄弟埃迪依然记得有一位黑人妇女，他说母亲和她的关系最好。）无论原因是什么，母亲对自己的生活越失望，就越是嫉妒我的生活。我越是要过自己的生活，母亲对她生活中所遇到的事就越感到愤怒。当我在学校埋头苦读并表现不错时，这似乎让母亲想起当年她所失去的那些机会。因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30年代末，她曾要求我公开与她一起反对父亲，我拒绝了她。因此她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相反，父亲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探险，在其中，可以从成功、失败中学习、成长。他将挫折和失败看成为追求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总是能不断前进，总是在寻求新的途径，扩大他的生意和他的思想。充分利用他早年读书所学的知识，父亲每天读一份中文版的报纸，并且一直坚持和在国内的家人保持联系，从来不问断地从经历中学习，不断地扩充他自己的汉语和英文词汇。我现在依然看见在房后的卧室里，90岁的父亲坐在桌边，用汉英、英汉词典查单词，丰富自己的词汇量。
每一个问题，无论大小，对父亲的聪明才智都是一个挑战。像在1938年，我在布林莫尔大学担任助教时，住在校外，仅靠每年400美元过日子。所以每个星期二早晨，他都会从饭店里准备好够我熬过一星期的食物，在34街的大邮局以特寄的方式，送上从纽约发出的火车，为的是赶在那天晚饭之前，能将食物送达布林莫尔大学。父亲总是能从解决困难中找到乐趣。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其他中国人，将他们的儿子或妻子从中国带过来。在20年代末，纽约的一家小报报道说，在副总统查尔斯·柯蒂斯以及一位名叫马特·格莱瑟的人（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的协助下，他非法从中国走私人口。
当我父亲于1911年第二次来到美国时，中国人在西海岸基本没有到农场或工厂工作的机会。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移民成为了矿工，和其他人一样申请索赔；一部分人从事了农业工作，作为佃户或劳工教他们的雇主学会开垦、种植、收割果树和庄稼的技术（这些技术是中国人几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后来，大量的工人在铁路工作，做一些白人不愿做的危险事情，在雪崩和滑坡中工作，有些因此而死去。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的最初来历。尽管由于在1890年通过的联邦法律为“白皮肤的人们”保留了公民权，中国人是没有权利成为美国公民，但还是有低贱的工作给他们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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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兹·特克
《为改变而生活》可能算得上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一部政治回忆录。格蕾斯完成了一部极其出色而重要的回忆录，一件珍宝。
——罗宾·凯利 纽约大学
只有能够对自己的弱点作斗争的人，才能领导并建立新的、更具有人性的社会。格蕾斯本人的人性境界清晰地表达了她一生对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社会界限和壁垒的突破。
——王政 密歇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