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留下了大批文物、建筑及其附属品。这些众多的遗迹广泛分布在现今重庆所辖各区县，它们既是抗战历史的见证，也是当前重庆重要的文化资源。2007年至2009年，以开展全国文物第三次普查为契机，重庆市对包括抗战遗址在内的近现代不可移动文物遗迹作了调查。2008年以来，重庆把推进抗战大后方文化的研究提高到重要文化战略高度，写入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决定”，编制印发《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规划纲要》，启动了历史文化研究、文物抢救保护、文献档案整理出版、文艺精品创作、文化设施建设、对外交流合作等六个方面工作。2010年5月，重庆市政府批准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利用总体规划》。至此，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12年6月，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明确强调要实施特色文化培育工程，将抗战文化与巴渝文化、统战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一起并列为重庆文化建设的四大内容，要求加以挖掘、保护和传承，这再次凸显了抗战大后方文化研究与建设的重要性，有助于今后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一、相关研究综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为抵御日本侵略，书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同时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化。抗战遗址遗迹是抗战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种具有视觉效果和现实利用价值的抗战文化。然而，在很长时间内，抗战遗址遗迹研究并没有受到文博学界的重视。事实上，抗战遗址遗迹同文献资料一样，都是对历史典藏与记忆的一种方式。因此，研究抗战遗址遗迹是研究抗战史，是深刻认识和发掘抗战文化的主要方式。
重庆现存的抗战遗址遗迹数量在全国居首，其相关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早，成果也较多。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是重庆的文化学者，例如陈文渝在1988年曾出版了《陪都遗迹·重庆林园》，对一些抗战遗址作了简单介绍（重庆出版社，1988）。紧接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又编撰了《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尔后，一批文化人士、政协委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专门就筹建抗战陪都博物馆计划进行了讨论，此举得到重庆市委的认可与支持，相关的专题研究也由此逐步展开。王戎和潘洵各自在21世纪初对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分布状况、保护措施等作了探讨。稍后，廖庆渝以实地考察为基础，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撰写了《重庆歌乐山陪都遗址》，集中对歌乐山中的抗战遗址作了介绍（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一些城市规划学者在论及城市文化景观时将抗战遗址遗迹也纳入其研究的范围，试图用规划学的理论来阐释遗址遗迹保护与开发利用。如杜春兰、李燕在文章中就认为，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和利用不仅可以延续历史文脉，也可以丰富人文景观，并对如何保护、利用好抗战遗址遗迹提出了一些建议。最近，曹春霞、钱紫华在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发文，认为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应该将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展现、物质空间形态的保护与修缮、功能复兴与旅游价值的合理利用有机结合，构建可持续的保护利用模式。
与此同时，重庆的文博工作者也广泛开展了抗战遗址遗迹方面的研究。冯开文曾在1996年撰文对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作了综观性介绍，对我们初步了解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基本面貌有重要意义。2003年至2005年，张荣祥主持了国家文物局课题《重庆抗战遗址遗迹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对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梳理，提出了诸多建议，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05年，邓又萍等人撰写了《陪都溯踪》（重庆出版社，2005），探寻了一些重要抗战遗址的历史渊源，并对这些遗址的基本面貌作了介绍。最近，艾智科则以城市化的视角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价值，并从基本原则、主要模式、保障措施三个方面论述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利用的对策。总的来讲，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研究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重庆相关文博机构联合编制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与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对进一步推进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与开发利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已有不少成果，但有关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基础性研究仍然十分匮乏，特别是以实地调查为前提而展开的，对抗战遗址遗迹内涵与价值、保护历程与现状、分布及其特点等问题的探讨，还有待深入；对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原则、模式以及规律还需要作全面解读，以形成更为有效的范式意义；对主要抗战遗址遗迹的来源、空间形制、内部结构以及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建议，均还要提出更为详尽的见解。
在其他地区，无论是从文史意义，还是从城市规划范畴，又或是从文物与博物馆学视角对抗战遗址遗迹的研究都相对较少。据我们所能查阅到的信息而言，目前仅有吴建宏的《芷江抗战受降遗址》（《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李建平的《广西抗战和“二战”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研究》（《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年第12期），任振儒的《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考证》（《中国长城博物馆》，2010年第4期）等三篇研究性论文，以及李建平主编的《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其他多为新闻报道或景点宣传介绍。可见，目前有关抗战遗址遗迹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需要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尤其是对遗址遗迹保护与开发利用理论的研究和总结，还比较粗浅，也很难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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