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邦，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世界名人录》。负责发掘西安半坡遗址、山西下川旧石器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主持陕西关中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考古调查，开展秦俑一号坑、秦陵和乾陵的勘探研究。主要著述：《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法门寺地宫珍宝》《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
　　
　　关中牛，陕西合阳人，原名谢天祥，作家、编剧。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渭南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长篇小说《半阁城》。

　　石兴邦先生的故事很多。一些大事件已经见诸许多留世的浩繁书卷。《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选择了先生的许多生活故事，并试图让读者如同亲耳聆听老先生娓娓道来的家长里短，近距离了解老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使之更丰满、更可亲。用这个活生生的凡人往事，注解莫测高深的伟大人生这一神圣课题。同时，对先生所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学术活动，我们尽可能多选取生活的细节、注重“未知”的呈现，回避一些生涩的学术渲染和人事纠葛，使之可信，可读，可传。

　　石兴邦素描
　　西安市大雁塔北广场东北角有个小巷道，名字叫“乐游路”。如果你打听起这个小街名，即使居住在周边的老住户都会一怔，然后才回答你。如果直接问“考古院”，他们的脸上马上又会表示出某种鄙夷。活像你一双脚站在天安门广场，却向他们打听哪儿是天安门城楼！
　　事实是，在大雁塔周边还是一片庄稼地的时候，陕西考古研究所就在这里建有三层高的大楼了。那时候，这里是西安南郊的“郊外”，考古所是这里数得着的大单位，也是最早在这儿落户的“老住户”，甚或在那个时候几乎成了一个地标名称。眼下，这儿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的文化大广场，当年那个最先的住户，也成了众多社区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社区。
　　走进这个住家、办公兼用的院落，如果你留心，就时常能碰见一位肩膀上搭着旧公文包，匆忙去办公楼上班的老头儿。这位就是现年已经九十高龄的陕西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石兴邦先生。
　　他，不单是这个院子的老住户，也正是本书的口述者。
　　至于老人家去近在咫尺的办公楼上班，将公文包搭在肩膀上这个有异于常人的孤僻动作，用他本人的话讲，这是医生告诉他的“小偏方”。这样做，久而久之便可以矫正好一个人微驼的肩背。
　　一位耄耋的老者，既然对自己的形象矫正依然这么自信，那么，他看上去最多七十岁的相貌、见人便打招呼的乐呵样子，以及朝九晚五从不间断地上下班，也就不需要我们再发那么一声无谓的惊叹了。
　　说起老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学术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专门辟有“石兴邦”条目介绍。在百度，只要输入“石兴邦”三个字，立即就会出现一大片鲜明的标题。你就会知道，老先生不但是考古界享誉全国的名流，而且是被世界考古同行推举进世界名人录的人类学专家。
　　这位一九二三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出生于陕西耀县一个富裕农家的子弟，一九四五年以陕西会考第一名、全国第九名的骄人成绩进入“中华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边政系读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又考进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是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一年，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四年，石兴邦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一九八四年，这位已经六十一岁、完全可以在北京退休颐养天年的老先生，硬是被陕西省政府作为专门人才“引进”回了陕西老家。
　　先生先后担任国家考古所所务秘书、研究室主任，长江三峡考古队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考古组副主任等职，并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现在，九十高龄的他依然担任陕西省文物局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而且，老先生还有许多的社会兼职：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社科联常务理事、黄帝陵基金会副会长、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
　　先生先后主持和负责的主要科研工作有：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长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山西下川遗址的发掘，临潼白家村遗址的发掘，秦俑二期发掘，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唐帝王陵发掘的先期研究……
　　石先生一生主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其学术专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前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下川口——旧石器晚期采猎经济文化研究》等；主编并参与编写的考古论著有：《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考古学研究》《中国原始文化论集》和《周秦文化研究》等。重要论文有：《马克思主义与史前史研究》《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的考古学考察》《中国人种和族系的形成和发展》《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掘及有关问题》《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等等。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自己钟爱的考古事业。
　　石先生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应邀或派赴希腊、罗马尼亚、美国、德国、埃及、印度以及日本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访问、讲学和考察，其学术成就在国际考古界亦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可是，如果你和这位享誉国际的大学者在生活中碰面，不经别人刻意介绍，你绝对会以为面前站的这位双手老茧叠加的老汉是一个身板硬朗的村舍农夫。当然，你也会注意到他那个从不离身，款式过时，即使是一个进城农民工也羞于背着四处招摇的帆布“公文包”。那包里边，永远只装有一个少了许多搪瓷面儿的喝水缸子。
　　专意揭出老先生这个生活“小插曲”，千万别以为我们是在挖苦老爷子纯粹是个故作寒酸的守财奴。有关提着帆布包上班这个“程序”，他曾认真地告诉笔者，这是他这辈子时常出野外养成的生活习惯。即使去办公室，如果不背着一个结实的帆布包、里边不放上跟随他几十年的那个喝水缸子，他出门心里就不踏实，至少从心理上不认可自己今天出门是去上班。上班，对于他来说，又等同于出野外。
　　一个考古工作者，终年在山野奔波，一个帆布包，一个搪瓷缸子，这虽然只是一位风餐露宿者的简单行囊，它却装载着一个考古学者的全部人生。
　　石先生叙说起这些流年往事，一直都是笑呵呵的，在笔者听来，却不由自主地从心底生发出由衷的崇敬。他的话语，能把一个身心疲惫者带到一个热血沸腾的青春年代……你的眼前，便渐渐会出现一位学业出众、热爱本职、功成业就、令人仰之弥高的圣哲。就像半坡纪念馆将要为老先生竖起的那尊青铜巨像，令每一个慕名参观者抬头触目，心头立刻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情感——肃然起敬。
　　其实，石兴邦实实在在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普通人，活像同一个院落居住的左邻右舍，一个可敬可亲的快乐老头，一位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休息片刻的劳动者。能坐下来聆听他亲口叙说自己的那些流年往事，应当是某种缘分。听着听着，你就会相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一种东西，她叫做“长青不老”……
　　新中国的“家考”研究生
　　一九四九年七月，国民党政府看见江山不保，开始寻找后路。蒋总统在南京中山陵下面对着十万人讲了那次话，居民们已经看到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首都”了，很多有身份的人都随着国军搬到台湾去了，南京当时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记得当时我们的系主任还在。我没地方待，人家也不会把我一个穷学生带到台湾去，那段时间还觉得挺闲适的。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我都是自己找事情做，帮助学校整理“边政系”当时遗留的资料。整理的这些资料，后来都转给了开设有“边政系”的新疆大学和一些民族学院。
　　四月二十一号这个日子我还记得，韩先生（韩儒林）和几位老师回到上海，此前，他们已经去过台湾一趟，他们肯定是“探路”去的。一听说他们回来了，我赶紧给韩先生去信说：“你赶紧回学校来，这边乱得没人招呼。你也不要到台湾去，人生地不熟的……”你别说，我这封信还真把他叫回来了。后来，我就把边政系的工作都移交给了他。
　　实际上，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系工作了。其他同学都没有我学得好，老师也非常看重我。在那个战乱年月，各个大学师资流失很严重，整个学校几乎是空壳子。中央大学取消了我们边政系，直接原因是师资缺乏。系上原来那个助教回四川老家教书去了，只剩下一个助教，叫郭英德。所以，我还没正式毕业论文答辩，就被留校当了一名吃工资的助教。
　　总统都跑了，我这个书生也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不过，学校五千多学生那时虽然散得只剩两千人不到，食堂依然按照民国规制免费供应着我们饭食，要不这样，真要饿死人呢。
　　接着，南京解放了。我这时才明白，我们以前生活过的那个“中华民国”已经没了，北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我们的新国家了。后来，见了那些对我们很尊敬的解放军接管人员，我也一下子感受到了“人民政府”这几个字的亲切。我知道，他们就是我在陕西三原接触过的“八路军”。
　　当时，学校的韩主任对我说，人民政府刚成立，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他的意思是让我去华东大学继续求学，但是我不想去。因为当时华东大学主要是接收社会上的人，我也不知道啥原因，总觉得和这些人读书，课程设置肯定很低，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再去读一次没用的书。“老板”一看没辙了，只好说那你就等等吧。那时我们都管我们系主任韩儒林叫“韩老板”。
　　后来，韩先生又介绍我去南京博物院工作（韩儒林和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同是西方文学研究者）。南京博物院当时的院长是曾昭燏，她那个院里大概还有两三个工作名额。曾昭燏的老师是韩先生，她曾给自己的老师介绍了两个人去军管会工作。当时，一听老师荐人，曾昭燏不好推辞，也不做回答，这边韩先生问急了，她才说她那儿实在是没空缺，推辞了韩先生对我的举荐。韩儒林主任当时还有些生气，觉得这不是抹自己面子么。于是他就给我重新介绍了上海“大中国图书局”，说我如果愿意工作的话，可以去试试。
　　韩先生认识的人多。大中国图书局的顾颉刚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开了“大中国图书出版社”（局），印制地图、图书等。韩儒林和顾颉刚也是师生关系。韩先生去信给他，顾颉刚立即回信说，生意现在不好做，过去印制的旧东西卖不出去，人民政府需要的新东西还未印出来，也不知该印点什么，书局生意很冷清，让人这阵过来也是当闲差。
　　这两个单位都不行，我也就没了着落，只好继续候在母校熬日子。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更名为“南京大学”。清华工学院的学生大多回了北京的“北大”。不过，学校还滞留着好些学生，需要维持正常的授课秩序。可是，当时老师很短缺。
　　这时候，我就以南大助教的身份，替学校管理一些事情。开始，我打听到原来南京的一个私立学校——“金陵大学”里有原西北大学教授马长寿先生在那儿。这所学校是教会学校，是一所华侨办的私立学校。尽管南京的教授大都到台湾去了，但是金陵大学的教师没有走，他们大多是教授民族学、人类学的资深教授。后来，我去那边请那些老师到我们这边授课。这其中有徐益棠，这个人是人类学、民族学教授。马长寿和董同河负责教授语言学。
　　在一次无意之中，徐益棠告诉我，浙江大学吴定良先生的人类学现在还要招研究生，问过他这边是否还有学业好点的学生想去深造的一些话。他当时将这个消息告诉我，并问我愿不愿意去，他可以给吴先生介绍。
　　我当时一听，觉得继续上学也是个好事，就答应了。
　　新中国刚建立，当时也仅有浙江大学一家正常招生。因其地域原因，他们那儿受战争的影响较小。当时的浙大校长为竺可桢先生，面对时局大变动，他不等不靠，依旧按照原来的学校老规章开始为学院招生。
　　我当时考虑，工作是迟早的事，再上几年学，多掌握些新知识，将来对国家肯定用处更大。加之当时浙大人类学系没有人报研究生，全系只有一个助教。后来我就认真复习了专业课和外语，准备考浙大。不过，我却担心当时在这边，边政系解散时我还未做毕业论文，不知学历这一项能不能过关。
　　韩先生给吴定良先生去信说明了我的情况，吴先生回复说学历不要紧，让人这就过去。原来，他那里那年只招到五六个本科学生，研究生当时还没有人报名。
　　徐益棠先生给我安顿说，去时只需把毕业论文带上就行了。可是，此前我们是四五个人翻译一本《蒙古秘史》，只是将原文翻译成汉文，算不得论文。这样的东西肯定不行。于是，他建议我重新写一篇论文。时间那么紧张，一时却没有好的论题参考。后来，徐益堂先生将他的一摞关于“倮倮”（今天的彝族）的研究讲义给我参考，让我看看能不能闹篇论文搪塞过去。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里的大点的民族，由于地处大山，一直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不过，这个民族中的故事传说很多。徐先生和马长寿先生在金陵大学和华西大学对这个民族历史都有研究，是仿照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做的。我觉得这个论题还行，向先生还要了一些其他资料，突击着写了一篇关于对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大约有两三万字。
　　这个时候，韩儒林先生还给过我一个题目，就是《论唐代波斯与中国的关系》。波斯是今天的伊朗。但是时间太紧，手头的复习资料也少得可怜，这篇文章最终没能作出来。我将《蒙古秘史》最后章节翻译完了之后，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好带了那篇关于“倮倮”的论文于七月初去了浙大赶考。
　　那个时候开学都比较晚，到了学校之后，我这才发现，教授民族学的教授都认识我这个学生。因为之前我们一起开过几次民族学的会议，我当时虽然是学生，还是民族学会的秘书呢。参会的教授全国也就是那几个人，互相都熟悉得很。
　　已经到了这个关键环节，我才听说研究生要考英语。说起来，英语考试倒是很简单，就是将当时的一本人类学的书，选出其中的部分章节要考生当场翻译出来。尽管我自认为英语还不错，闹这号现场翻译的事情，却没有多大把握。
　　我记得去吴先生家待了两三天，“考场”就设在他家客厅，考生也就我一个人。导师从书架上拿出的那本书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学者包阿斯的名著，用手随便翻了一章，让我当场翻译。
　　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这就算给我出题了，以为这只是个小测验，心里倒是一点都不紧张，一个人就那么坐在小凳子上做，用了大半天时间终于做完了。他看了一下我的译文和带去的那篇论文，随后只简单评价说：“嗯，英语还要下点工夫。”论文他也看了看，倒没有说什么。接着，就当面告诉我，好吧，你就在这儿上研究生吧。
　　一个学生单独在老师家客厅设立的考场“考研”，在世界当代教育史上也算得上是个稀罕事情，偏偏这个考生是我，导师是学贯中西的吴定良。
　　老师的一句话，我这个“民国”中央大学的虽然应当毕业、由于战乱没地方领毕业证的大学生，成了浙江大学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
　　“人面鱼纹”之谜
　　当时，人们完全没有料到半坡会发掘出这么大的、并且相当完整的先民村落遗址。尽管我此前已经肯定地知道这个地方有先民居住的遗迹，开初还在那个断崖上亲自用镐头敲出来一块明显是经过人手打磨过的陶片，但当时我思想还是有些保守。因为那物件究竟是古人生活中使用的工具，还是当地人无意打磨的丢弃物，当时，我对这些都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我肯定这里的地层里绝对是有好东西的。
　　发掘的主体东西初现，距离地面大概有一尺多不到二尺，就呈现出一座完完整整的圆房子。要知道，这些房子已经倒了六七千年了。接着，在北边的一个土梁上发掘出那间房子被整理出来，整个房子好像前不久才塌在那儿，上边的泥巴也没有被人为破坏，活像被人随地推倒后陈放着的，更是让人震撼。那时候，古人造的房子是用木棍做骨架、拿泥巴糊的“木笆”墙，倒是蛮结实的。
　　我觉得这真是个人类的奇迹，也是我们考古者的好运气。这片废弃的古老村庄，好像一直在那儿静候着我们来造访。
　　那个屋顶是圆圆的一个盖。空间大概有一百六十多平方米，是一座完完整整的房子。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后来还发掘到很多，完全是一层层摞着的。那时的人，一般是房子倒掉后在原址上继续修盖新房子的。
　　我们按照规定将遗址一块块分开，有时候是一个方块块，有时候挖一个条条，然后一个一个分开挖。这个遗址有很多层，我们就一层层进行挖掘。当时，我们对遗址的每个细节都要发掘，认真观察、记录，一步一个脚印，真是眼到、腿到、手到、口到。每周还得给中科院考古所写一个周报。
　　说实在话，我们发掘的这个遗址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人类学史全新的资料。开初，我们发现了一些小罐罐，大家都非常好奇，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谷子。这些远古的庄稼籽粒和现在能碾出小米的谷子（糜子）一模一样，只是没有米瓤了，只剩下外壳，壳里面都是空的，见点微风，马上就能飘舞起来。
　　清理墓葬时，我们挖到了两三个陶罐，后来再挖还有很多。陶罐上面都盖着完整的“人面鱼纹”盆。大家都很高兴，都来观看。这是一个瓮棺群，里面放着小孩的尸体，上面盖一个盖子。有意思的是盆子底上都有一个眼。
　　当时，我就想，在远古时代，古人们已经认为人死后会有“灵魂”的了，这是不是古人为了让死去小孩的“灵魂”出来留的孔洞？按照他们的思想，孩子的灵魂能出来，就可以和母亲在一起了。而且这个村落的小孩墓葬都紧挨着母亲居住的房子，让我更能体会古人的感情。母亲便于照顾自己死去的孩子，也不希望孩子的墓地离她太远，以免受到野兽伤害。
　　过去，我们村庄里面小孩子在月子里死了，大人就随便裹个席片子把他扔掉了。按照迷信说法，这么小的生命还不能算是“人”，过于敬事地处理这些小尸体，这些“小鬼”会作害人畜的。所以，小孩死去根本不会去精心掩埋，一般都是喂狼喂狗了。但是，古人那个时候怎么这么精心地要保护好孩子？而且，用他们的“图腾神”保护已经死去的孩子？
　　我当时天天在现场，打开瓮棺的那天，我仔细揭开一个陶罐盖子，发现盖子背面绘着一个很完整的鱼，贴切地说是一只完整的“人面鱼”。几个鱼的图案，巧妙地头尾相接起来，却只有一个人样面孔，那样子，就和几个“鱼”戴着一个人的帽子一样。把这个清理完，然后我才一个一个揭盖。盖子里面没浸土，那些图案就跟新绘上去的一样，非常鲜艳。
　　那么，这些盖在瓮棺上的“人面鱼纹”图案，它又给今人叙说着什么意思呢？一个八角鱼，中间是一个人面，有的鱼纹已经往图案化走了，“鱼”已经不是很写实了，而且已经出现了抽象化线条。还有一种鱼纹像两个三角对着，其实就是两个鱼头对着。它就是一个族徽，像现代人的徽章一样。半坡的这么一个地域，周边有许多河流，可能他们就是以鱼为图腾的一个氏族，是一支敬畏供奉“鱼”的先民部落。
　　还有，他们使用的尖底瓶。无论陶质细腻程度，还是外形美观精细程度，一直到入水自动倒伏灌水的物理原理利用，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惊叹不已……
　　这个村落出现的东西，完全可以写一部书。粮食种植、打猎捕鱼、房子搭盖、工具使用、文化出现、信仰图腾等等，他们当时甚至有了祭祀的地方——一个石质的祭祀柱，四周用小巧的陶盆排列整齐地盛放着祭祀品。
　　还有一点，人们也不能忽视。当时的半坡人已经非常地“爱美”了，已经出现了一些原始的小装饰。我们现代人总是对古人估计得有点低，对他们以前的生活形态设想得不够大胆。我曾经给许多人说，半坡人那时穿得并不比我们差，他们都笑了。事实上，他们那时不但已经穿衣裳了，还穿花布衣裳！他们会织布，而且织的布用的原料是很细的麻丝。用天然麻布做衣服，并不只是现代人的奢侈，半坡人那时都穿着这样的料子。当然，他们绝对也能染布，染的色彩还不局限一种，黄的、黑的、白的、红的，他们都能染。为啥？涂抹在陶器上那么多颜料的制作，他们已经掌握了。再看那些缝衣服的骨针，并不比现在机器做的质量差，他们的裁缝手艺肯定也很精湛。
　　这些原封未动的生活场景，活生生地展现了居住在浐灞河边的聚落先民，当时是靠种植和捕鱼为生，而且生活资料很丰足。最后才发现的那些鱼钩、鱼镖、石镰、石锄，以至于击打动物和河鱼的圆形石球，都使这些猜想得到一一印证。再后来，他们磨制涂抹陶器颜料的朱色矿石、“石砚”都出来了。还有那些陶片上刻出的奇怪符号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这里的先民已经努力地创造自己的记事“文字”了。
　　我是一个书法习练者，看见人类六七千年的砚台和这些歪歪扭扭的“文字”符号，心里就觉得，他们似乎依然还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个村庄的茅舍似乎还冒着做饭的柴烟。
　　可以肯定地说，半坡是一处典型的中晚期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生动地展示了六千多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的半坡先民们的生活、生产情形。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一生还会不会有缘看到比这个村庄更为古老的村庄呢？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一个年轻人，仅仅积累过几年的田野实践，就让我运气这么好，能和自己的先祖们做这么多对话。这也是在日后六十多年间鼓舞我努力做好考古事业的精神支柱。
　　……

石兴邦素描
一、家 世
同官有个石柱乡
石柱村的“石”姓人
刘志丹住过我们家
奶奶教我学识字
唱秧歌的小“把式”
十三岁娶了个小媳妇
二、求学之路
官名
第一次看见“共产党”
参与“政治”
兵荒马乱的高中学涯
半工半读的日子
替人做“枪手”错进大学门
蒋介石是我们的大学校长
改邪归正进“中央”
倾巢之下的“完卵”
新中国的“家考”研究生
古怪老头吴先生
令人难以启齿的“龌龊”
关门弟子
三、选进考古界
遗老遗少考古所
第一次见识“洛阳铲”
衣锦还乡
妃子墓里的珠宝
失之交臂“马王堆”
自作主张的“土夫子”
“黄埔一期”
谁发现了“半坡”
“人面鱼纹”之谜
发生在“半坡”发掘中的悲惨事故
邓拓约我写文章
陈毅拍板建个馆
“半坡”给陕西长了脸
加入“陕军”探“周原”
“靠边站”的十年岁月
参与撰写《中国史稿》
回到北京去“下川”
带着学生上三峡
担纲发掘兵马俑
“白家村”那锅煮不熟的饺子
二返长安
秦俑丢了个“将军头”
倒灶的钻探公司
我想发掘乾陵
打开法门寺地宫之门
四、讲学游历
出国穿着“中山装”
叶娃和刘莉
背井离乡的“唐二骏”
访问宝岛
台湾有个皇帝庙
五、“退”而不“休”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