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芹，一九五一年生于北京通州儒林村，与“运河之子”刘绍棠同乡。一九八〇年嫁入南姚园村，居住至今。一直是农民。

　　刘绍棠和杨广芹，一个是大乱还乡的著名作家，一个是善良淳朴的农村少女，在“文革”时期的非常岁月，在他们共同的家乡——大运河畔儒林村，发生了他们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邂逅。从最初的交往到第一封信的开始，她成了他心灵上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命运因此连接在一起：他因为她的保护在村上从未被冲击，她因为不批判他而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他要主宰她的思想，不让她走农村姑娘的老路；她成了他创作的原动力，活进了他的作品里；他们憧憬做精神上的夫妻，却又止步于兄妹情谊……
　　刘绍棠和杨广芹，非常时期的一段非常情感故事。

　　我当时还小，只有十五岁，所以没有跟他接触。而且这中间两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去上学，“复课闹革命”。上北大“串联”，去公社搞活动，并不是经常在村里参加劳动。一九六七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北大“串联”，等着毛主席接见我们。我们在北大住了一个礼拜，我当时梳着长辫子，因为要革命，就把辫子绞了。刘绍棠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在胡耀邦的帮助下去共青团中央当了专职作家，新时期国家培养的五年计划的作家代表。所以后来我们熟悉以后，他常开我的玩笑，说我是他的师妹，因为我们都在北大串过一回门，有一定的渊源。在他的很多篇小说里，他都会写上师兄师妹之间的故事，显得亲切许多。刘绍棠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想当年我进学校批的是胡适，而后来，批的却是我刘绍棠。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说历史是长眼睛的。
　　直到一九六八年我才离开学校，正式参加村里劳动。第一次劳动是去建榆林庄大闸，就是在我们村边修了一条河，与运河相通，有闸门就可以控制水流灌溉，有利于村里的农田水利。
　　我和村里的劳力在工地上挖渠道，他就在堤坝边上捡粪。挖渠道的很多人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低头捡粪，都有些笑话他的做派。我看他跟在我们收工队伍的后头，他推的粪车从来都是空的。干活他可不是一把手。
　　刘绍棠在儒林村劳动的时候，他妻子常给他送一点日常用品。我好像没见过她。但是她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她，说她也是不怎么说话，逢人只是礼貌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她都是骑自行车过来的，从北京城里到通县乡下，大概要有60公里，按照现在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以前的人就是吃苦耐劳，也是为了省点钱。送的是吃的、穿的，也有冬天生炉子的劈柴。劈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白布口袋里，驮自行车后座上，很多人就故意上去一边说话，一边摸口袋，验证一下是不是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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