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不更事
“县城”情结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贾樟柯生于中国山西省汾阳县的县城，汾阳以出产杏花村酒闻名于世，一九九六年这里撤县设市。
汾阳是进吕梁山前的最后一个县，一条公路从城区的边缘擦过，往西几十分钟就进吕梁山了，从公路上可以看到地势略低的整个城区，大部分是灰色的老式民居，现在它们已经被陆续拆迁。
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这古老的汾阳县城，给予贾樟柯没齿难忘的经历，也成为日后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受之有用的创作源泉，在他身上，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县城”情结，他坦言这种情结，血浓于水，难以割舍。这也是理解贾樟柯影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拍摄县城。县城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封闭，尴尬，有一种生动的压力。出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以及这种叙事的愿望，我喜欢拍县城和县城里的人。”
倘若说有一幅贾樟柯的电影地图的话，那么汾阳已然成为一座绕饶不开的灵魂地标。青年学者羽戈说过：“汾阳好似贾樟柯电影的商标……首先是一种产品真伪的识别码，其次构成了特立独行的精神渊源--对贾樟柯而言，汾阳不止是一座位于太原盆地西南部的城池，不止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而是大中国的缩影，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汾阳就是中国。”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在贾樟柯的镜头底下，所呈现的乡土更细微，更渺小，具有手术刀一样的精准冷静。青春的记忆、八十年代、山西偏远的县城似乎已经成了贾樟柯的电影的重要元素。
贾樟柯出身于一个汾阳县城的教师家庭，“贾樟柯”这个名字他说是父亲起的，樟是有着香气的不生虫的木，柯是斧子的手柄，必需但不是最主要。贾樟柯的父亲贾联凯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张瑞英出生在农村，后来嫁到城里，在烟糖公司的商店做售货员工作，他有一个在学校里当宣传队员的大他六岁的姐姐，不上课，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车向着韶山开》。贾樟柯看过姐姐的演出，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仰着脖子往上看，高音喇叭的回旋，造成了一种超现实感觉。这些记忆，最后变成了他导演的电影《站台》里的开篇。
对这样的家世和出身背景，贾樟柯颇为珍视，视作他毕生创作的源泉和起点：我是1970年在山西汾阳出生的。我父亲原来在县城里工作，因为出身问题受到冲击，被下放回老家，在村里当小学教员，教语文。我有很多亲戚到现在还一直住在乡下。这样一种农业社会的背景带给我的私人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我愿意承认，并且一直非常珍视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种背景恐怕不会只是对我这样出身的一个人，仅仅由于非常私人的因素才具有特殊意义。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农业本身，而说的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与之相关的对事物的理解方式。譬如说，在北京这个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说他自己跟农村没有一点联系？我看没有几个人。而这样一种联系肯定会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价值取向、他对事物的各种判断……但他又确确实实地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去正确地面对自己的这种背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实实在在地去感受中国人的当下情感，去体察其中人际关系的变化……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正视、这样一种态度，中国的现代艺术就会失去和土地的联系--就像现在有的青年艺术家做的东西，变成一种非常局部的、狭隘的私人话语。
贾樟柯大概是只有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跟他聊电影的故事，从此，在贾樟柯幼小的心灵当中，对电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最后以电影为志业。据贾樟柯忆述：“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岁，1977、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记得父亲总是下班特别晚，晚上总要开一些批斗会、清查会，父亲回来得再晚，我们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饭，他总讲他骑自行车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电影的情况。他非常兴奋，那时候夜里总停电，借着炉火，我可以看到他脸上兴奋的光彩。”
其时的贾联凯四十岁左右，在中学里教语文。他给儿子讲述拍电影的场面，让贾樟柯首先对这个职业非常尊敬，因为他觉得自己父亲都那么尊敬拍电影的，所以自己也特别地尊敬。因而贾樟柯一再提及，“直到现在，我做了这个职业之后，隐隐约约的，总记得父亲谈起这个职业的样子。”
贾樟柯小时候，整个中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贾樟柯后来回忆说，“我是七○年代出生的，上小学时文革刚刚结束，那时物质非常匮乏，我记得童年的记忆多半是饥饿。这种饥饿的感觉对于今天的八○后、九○后一代是不可能体验到的一种极端状态。”他还记得他八、九岁的光景，有一天夜晚，他父亲带着托人从河南捎回来的一袋东西进了家，他关上门，压低声音对家人说：“来，咱们吃花生。”
“汾阳不种花生，我从来没见过花生，又不知道花生是什么。我们一家人在昏暗的灯下吃着花生。当时觉得，花生真好吃。多年以后看到梵高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总是会想起我们一家人在灯下吃花生的情景。”当时整个社会的物质供给还比较贫乏，贾樟柯与许多人一样经常挨饿，经常只能吃红薯、土豆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有个通病就是胃下垂，就是吃红薯吃太多了吃出来的，以至贾樟柯吃红薯“吃怕了”，后来他在北京看到别人围在烤炉边上吃红薯，就会想到当时的情景，条件反射不愿意再吃红薯。多年过后，贾樟柯仍对年少时的生活记忆犹新：
“在八十年代可以感受到我们生活中的物质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小时候，整个冬天主要有红薯、土豆和白菜三种食物，四五个月以后才能上蔬菜。这三样东西在我们那儿有多种做法，土豆炖白菜，溜白菜片，拌土豆丝，或者把它们和粉条、豆腐什么的混起来，煨一大锅，那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冬天每顿饭差不多都是红薯稀饭，后来看见就怕。”
贾樟柯的母亲张瑞英是售货员，有一年，她去广州开交易会，带回了一台彩电。这让贾樟柯感到一切似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物质变化的同时，人又在改变。
少年不知愁滋味
回想少年时代，贾樟柯觉得自己特别顽皮，功课比较糟糕，除了爱好文学之外，其他课程一塌糊涂。有一天，他在回答“您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是乖孩子还是调皮鬼？”的问题时这样说道：“算比较调皮吧。因为我是70年生的，我成长的年代也是比较动荡的时期，那时候小孩比较多，有的一家人有七八个孩子。街上全是小孩，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在街头长大的。我们县城里也没有幼儿园，孩子就跟孩子玩。街头长大的孩子就会比较野，该干的坏事都干过。”
贾樟柯读到的第一本诗集是田间的。“老师嫌我淘，也不大要求我认真听讲，只要在课堂上不捣乱就行。我就看闲书。”
因为顽皮，老师称贾樟柯他为“猴子”。为此，贾樟柯不依不饶地追到办公室质问老师，无奈之下老师把贾联凯请来，贾联凯开导儿子说：“你太顽皮了，老师才管你叫猴子。”贾樟柯这才明白老师叫他猴子有喜爱的成分，但他的顽皮和淘气确实让父亲很担心。
有一次，贾联凯值夜班，贾樟柯在隔壁屋里用蜡烛点燃了窗帘，火苗冲向木窗、房梁。贾联凯发现时，火势已经不小了。贾联凯急忙把儿子带到安全的地方，随后叫来很多人，这才把大火扑灭。事后，贾联凯教导儿子说：“这次我不骂你，但同样的错误我不希望你再犯！”
儿时的贾樟柯不太喜欢学习，贾联凯一次盛怒下将他关在家里，而叛逆的贾樟柯趁父母不注意，翻过4座大山来到大姨家。第二天，贾联凯接到大姨的通知才来接贾樟柯，母亲为他做了一盘羊肉，而贾联凯并没有批评他，说：“吃饭吧，你会离家出走了，挺了不起的呀！”贾樟柯愧疚得满脸通红。上初中时，贾樟柯整天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时不时地跟别人打上一架。一次，贾樟柯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他遭到别人的围攻，从房上跳下来，成功地逃脱了。贾联凯一听，“啪”地给了儿子一个耳光，贾樟柯很不服气：“别人打我就够了，为什么你还打我？”贾联凯严厉地说：“打架就是不对，你还从房上跳下来，万一摔断了腿怎么办？”
那时，贾樟柯体会不到父亲的担心，直到他因为打架被抓进了派出所。贾联凯得知消息后，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赶来，他们对民警一脸的谦卑让贾樟柯心里一颤：难道自己给父母带来了麻烦吗？他决定以后决不再让父母担心，有空还要帮家里干点活。
有一次，父亲生病了，贾樟柯决定替父亲为家里挑水。于是，他拿起扁担、水桶就往肩上扛，由于个子小，他根本挑不起水桶，贾联凯就把铁链弄得短点，叮嘱儿子说：“一次挑半桶，分两次挑回来。”贾樟柯忙了半天才把水缸挑满。吃午饭时，母亲为儿子煮了两个鸡蛋，而父亲第一次流下了眼泪，因为顽皮的儿子开始懂事了。
小樟柯除了受父母的熏陶之外，对他的身心成长，特别有影响还要提及一个人，那就是贾樟柯所说的“奶妈”：“比起我在学校里受到过的教育，我更庆幸的是，在自己早年的成长过程中，能有机会从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身上接触到一种深藏在中国民间的文化渊源。通过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我明白了一种处世的态度。这方面我的‘奶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贾樟柯叫她‘奶妈’，其实他并没有吃过她的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大概只是小孩子的一种习惯吧……
在贾樟柯的记忆中，“奶妈”一家本来住在邻县的孝义，她丈夫是个会看阴阳的风水先生。
自打丈夫去世以后，“奶妈”就带着三个孩子跑到汾阳来了，在长途汽车站旁边摆了个摊，卖点茶水和煮鸡蛋什么的，靠这个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奶妈”特爱干净，不管什么时候她身上、家里都收拾得很干净。她还特要强，遇事轻易不会对人张口。
贾樟柯记得，“奶妈”一直对他说：为人要讲义气，待人要厚道，对父母要孝顺，遇事要勇敢。对她来说，这些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非常实在的日常行为准则，是一种根植于她人性中的善良。她识字不多，没念过什么书，但是从她的身上贾樟柯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教养，这种教养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得自于一种世代相承的民间传统（后来贾樟柯体认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和书本知识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像有的人确实读了不少的书，看上去好像挺有学问，但是这种所谓的学问除了增加了他傲视旁人的资本外，并不能实际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态度。在那些人眼里，知识就跟金钱一样，只是一种很实用的流通工具。）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来理解，贾樟柯觉得自己在“奶妈”身上看到了比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上更多的文化尊严。
作为一个顽童，贾樟柯尽管步履踉跄，学业不精的贾樟柯还是在父亲的严厉的坚持和约束下，一直没有停止求学的进步与心智的成长。
“从少年开始就特别追求时髦”
一九八○年，还只有十岁的贾樟柯正在读小学，他所在的学校里在教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唱道：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诸如此类的歌词，贾樟柯一直记在心里。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青涩的贾樟柯喜欢上了照镜子，那时候突然满脸青春疙瘩豆。黄昏下学后对镜自怜，对自己越来越陌生，望着镜中人，就会想：难道这就是歌里唱到的新一辈？
到了翌年，贾樟柯的嗓音越变越粗，但喜欢上了听歌。他回忆说，“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开始学英语，家里于是有了录音机，三洋牌之类的，港台流行音乐就随着进来了，邓丽君、刘文正啊。逐渐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有了流行音乐，有了电视剧，香港的武打片，日本的电视连续剧，之前，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电影、电视剧能到国内来。”
贾樟柯的邻居大哥从广东回来，拎了一个“三洋”牌录音机，他听到了邓丽君在唱《美酒加咖啡》，听到了台湾歌手张帝在唱：有位朋友问张帝，什么叫MASSAGE？就这样，在朦朦胧胧之中，贾樟柯情窦初开，开始在午后怀春，开始尾随心仪的女生上下学。他后来坦承，“这一年，我恋爱了，早晨五点就等候在她家门口。”
贾樟柯后来的电影《站台》正反映了那个时代。在那时候，一些人正在从体制里挣脱出来，很多年轻人也在进行着以青春寻找自我的实践。而还是孩子的贾樟柯似乎并没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感觉上很是逍遥自在。看电影，听流行音乐，是那时候的他们的主要娱乐。
对这样的生活体验，贾樟柯曾经追述道：“我从少年开始就特别追求时髦，我就特别爱穿，爱穿并不是像今天的孩子们这么有钱买品牌，不是那个概念。而是有追求的！”
他清楚地记得，还是在文革刚结束，那时街上全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包括插队回来的，包括辍学的，包括像他们这些刚上学的，全部混在一起玩耍，就像兄弟会似的。贾樟柯上初中的那时开始有录像厅，他看的第一个录像是《广东好汉》，还有就是《独臂刀》、《少林三十六房》，都是港产武打片。他对里面的民初剧里的衣服特别着迷，中式的衣服，系一个很宽的布袋垂下来，自己到家里头找了那个布，自己缝了条那种腰带。贾樟柯称这种“时尚”是“自己学的，不是跟街上的孩子学的，是跟电影里学的，然后系在腰里，走路都挺着身子，那条腰带一扎，感觉自己有功夫。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位”70后“，贾樟柯身逢其时，恰好亲眼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的时候，贾樟柯不足十岁，正在开始观察、认识周围的社会。在七十年代后期，文革的影响依然还在，不过即使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还是会追求流行。贾樟柯回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中山装里面做的那个假领子。有个白边，用毛线钩成的，很多男士、女士都有，一种是到肩膀的，还有一种只是后面有一点，用钩子把它钩上来。那就是流行。再比如女孩子有一阵子流行穿布鞋，男孩子穿军装、军裤，当时小孩子戴军帽也有讲究，会用曲别针把它的角别起来，里面塞纸，让它挺起来，这都是那时的流行。”
从军装、布鞋、假领的七十年代，一下子跨进了充满无穷变数的八十年代。那时候，人们还会自己做家具，“做大衣柜，一定要用一块绿色的丝绒镶在里头。再用钩针钩一个孔雀啊、大象啊、熊猫啊，那是当时流行的居家装饰。”贾樟柯回忆。
贾樟柯与同龄的孩子一样，渴望了解世界：“别的地方哪儿都没去过，一直就想出去看看，真的特想出去。”他说，“我上中学、十七八岁时只去过太原，哪儿都没去过，去太原还是因为我姑妈在哪儿。”他就是想出去看看，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一片空白。当然除去电视里所看到的。
迷上了录像厅
贾樟柯告诉我们：年少时“生活环境里文化的东西很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唯一有点沾边的就是看电影，但我从没想过自己要当一个导演。同时，由于生存压力很大，有一个东西逐渐在我心里冒出来，一种命运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小学是五年制，到了五年级毕业的时候，同学间突然就很多分化，比如说，我是接着读初中了；有些同学是家里有关系或者体格发育比较早的，就去当兵当武警；有的同学不读了，因为他们父母觉得小学五年已经够了，那些不读书的同学就去工作，各行各业都有。还有些不读书又找不到工作的，就变成流氓。虽然还是那么小的孩子，但我一下子感到命运的转变。当时隐约感觉，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是我开始对人有兴趣，因为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贾樟柯最早的电影记忆是《平原游击队》，里面李向阳手执双枪、骑着马冲过村庄的情景。但印象最深，且对他的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是香港的商业电影。
据他回忆：
整整六年都看这种电影，后来我跟余力为聊天，我说我比你看过的港产
片多多了，他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些港产片。关于“少林寺”不下一百部，关于“吕四娘”不下一百部，关于“马永贞”不下一百部。六年的录像馆生涯很难说哪部电影特别喜欢，因为完全是处于一种生理性的观赏，正好配合青春期的躁动，也伴随了港产电影发展的过程。
那时正值青春期，自由不羁的贾樟柯，特别爱看电影，几乎每天都逃学，泡在混杂着烟草味道和脚臭气息的录像厅里，跟着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江湖，像电影里一样拉帮结派、寻仇、报恩。
那时汾阳县城非常小，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贾樟柯他们都要骑自行车经过长途汽车站，只要看到长途汽车站有南方打扮的人，一般是江浙、温州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山西还没有流行男人爆炸的那种鬈发，南方人是那样打扮，拎一个黑皮箱，从车站里面出来，一看就知道有新片子来了，他们有地下的交易渠道，他想应该是走私进来的，黑箱子里面装着录像带。到了晚上去录像馆的时候，果然就看到了新片子，这样的状态基本上从初一延续到高三，整整持续了六年。这时，贾樟柯最喜欢看武打片、黑帮片，并记住了一个名字--吴宇森：“只要有他的名字，电影就好看！那是我少年时代的巨大烙印。”
看完这些录像片，不期然地受到影响，对此，贾樟柯记忆犹新：“我们都是不良港产录像片的‘受害者’。当时，我一看就非常激动，比如说看了吴宇森以前的《英雄本色》，也有胡金铨的、张彻的电影，到后来徐克的电影也都看过，特别完整。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馆在马路上就找同龄人，肩膀一撞，非要打架。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但是武术是需要从扎马步、踢腿开始练起的，练了快一年就烦了，说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想起来挺荒诞。”
贾樟柯的家乡汾阳是一个崇尚武术的地方，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练杨氏太极拳和形意拳，武术与行侠仗义也自然成了男孩子们的浪漫梦想。在《少林寺》风靡一时的年代，贾樟柯也会练两下子。他说：“当时那个电影我也是看了七八回。我们班上还有同学都理了光头，几个小孩坐车到了太原，打算去河南少林寺。”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有时看完录像就找茬打架，不管打赢打不赢都打。没有任何的理由、原因，看了以后就是热血沸腾，那里面暴力的因子比较活跃。后来他在《站台》里拍过一个情节，两个小伙子从录像馆出来了，两人碰面一对眼，这人说，你为什么看我？那个人就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另外一个人说，因为我看你觉得你长得不好看。于是，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战斗故事……贾樟柯下面的对话，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
“打过很多架，各种战役。”
“打架时你的角色是什么？”
“打群架时，给大孩子捡石头。”
江湖上讲义气，当然要结拜，贾樟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共结拜过三次，磕头烧香，很专业的样子。贾樟柯在里面排行老二。“这个角色很有意思，说了不算，但老大说了什么还得去干。”后来被老师发现了，起因是老八家里晾咸菜，弟兄们一人拿了一块，老师见了很奇怪：为什么这几个捣蛋的家伙同时在啃同一种特征如此明显的咸菜而别的同学没有？问学生，学生说“他们是弟兄”。于是一天上课，老师没有讲课，而是突然叫道：老大、老二起来！弟兄集团就此破获。
贾樟柯有个同学家是在邮局前面摆书摊的，在假期当中，贾樟柯经常帮同学去看摊，摊上有什么看什么，《武林》、《收获》、《山西青年》，还有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书，都是在邮局前面的书摊上看的。其中有一本讲德国表现主义的小册子，贾樟柯看了数遍。
从这里起步，贾樟柯通过大量地阅读，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著名作家路遥的《人生》，贾樟柯也是在那时候读到的。《人生》是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它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后来《人生》重版时，贾樟柯郑重地写下如下推荐语：
30年阅读史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路遥的《人生》。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据贾樟柯忆述：当时，当他读到路遥的小说《人生》时，对其中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户口问题，很有感触。因为中国人被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两者不互相流动，而只有一个独木桥就是高考。贾樟柯那时还是个孩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但读了那个小说后，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这些城市户口的孩子整天贪玩，但班上那些农村来的孩子，为什么每天吃着干窝头配红薯片，一直晚自习到十一、二点，因为他们要改变命运。”所以他十分感谢阅读，它不仅使他有了阅读的愉悦，更锻炼了思考能力，并开始怀疑。这些就为贾樟柯以后拍片，从社会角度出发关照个人的生存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贾樟柯上高中的时候爱上了写诗，还组织过一个诗社。当时他们班级里有十来个人都喜欢写诗，然后上课就会交流。可是任课老师认为他们破坏课堂纪律，就把他们都安排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结果反而成了贾樟柯他们一干人的天地。后来就发展到借了油印机，自己印诗集，一共出过两本，一本叫《夏日的期待》，还有一本叫《冬天的谎言》，基本都是情诗。
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贾樟柯跟同学鬼使神差爬上了县教育局的楼顶，本来想看看县城的全貌，但捡到了一本书--《朦胧诗选》。翻开雨水泡过的纸张，他在天空下高声读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县城依旧热闹繁华，苍生忙碌，没有半个人回应。他又读到：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还会一错再错。
这天夜里停电，烛光中贾樟柯拿出一支铅笔，撕一张草纸，开始写自己的心事……
后来，贾樟柯又迷上了霹雳舞，他在县电影院里看了美国版《霹雳舞》不下八遍，他觉得那比台湾的《霹雳情》跳得好多了。他从电影院出来，开始模仿黑人的动作。
因为跳霹雳舞就要有跳舞的打扮，贾樟柯第二天哐骗妈妈，拿走20块钱，到西门外坐长途汽车第一次离家远行，一路到了省会太原，流连在各种商场，寻找一双电影里的匡威球鞋，一边是黑色，一边红色的那种，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给它命名“阴阳霹雳鞋”。还有要有灯芯绒的宽的裤子，就叫大档裤的。上面要穿牛仔服，“当时觉得它代表年轻，代表反叛，很硬汉的感觉。”
很难想象，贾樟柯也曾是长发披肩，“89、90年代的时候开始流行齐秦，我就开始留长头发。”在贾樟柯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过渡的时候，社会十分宽容，“当时家长觉得好笑，老师就是上课时讽刺你几句。那时候就是少年的一种崇拜，桀骜不驯。最主要的是，留长头发跳霹雳舞很酷。”
心智开化得特别晚
贾樟柯曾经说自己“心智开化得特别晚”，据他追述：“就这样我长到了十七八岁。说老实话，我的青春期过得特别混乱，简直就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很多东西我自己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理清，总之充满了躁动。我当时还走过穴--在一个‘歌舞团’里跳霹雳舞，你信不信？别看我现在这么胖……”
这一年，贾樟柯起艺名“阿伟”先生，夏天跟着一些走穴的人演出，过黄河去了榆林。他说：“后来我们县有个文工团，他们在本地支撑不下去了，冒充‘东北虎摇滚乐团’去走穴，打旗号说演员都有东北的、有深圳的、广州的，其实都是汾阳的。我当时跳霹雳舞还算比较好，正好是假期，他们带我一起去玩，走了有一个多月，就在山西这些中小城市演出，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第一次一个人离开家，跟着一个这样流浪的团队出去挣口饭吃吧，所以我下部电影就是拍这种东西。”
可以说，作为著名电影导演的贾樟柯，在21岁前居然还不知道电影艺术是怎么一回事。
贾樟柯与他同时代的好多年轻人一样，一开始确实是在混混沌沌混日子，当时有种命名叫“迷惘的一代”。他回忆说，“我确实觉得自己成长得比较晚，心智开化得特别迟。一般人十七八岁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而我二十一岁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上学时，就学会了抽烟，在学校里像梦游一样，一出学校就生龙活虎，打架斗殴、无事生非，什么都来。
“你不知道，之前我有多反叛，我经常是出去一星期，我爸都不知道去在哪。我今天住这个同学家，明天住那个同学家，后天突然就几个同学坐长途汽车去找另外一个同学了。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父亲怎么能说服我。”回首往事，贾樟柯坦言道。
此时迷惘的他，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脚下的路在哪里。有一次贾樟柯在一部电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访，他说，他在荒败的小县城混时，有很多机会沦落，变成坏孩子，毁了自己。这是诚实的自白。所以他十分内省：“最关键的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理想。我从小没有什么理想，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特别是在自己的职业设计上，我只是想找个饭碗有一口饭吃就行。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自己就开始有了一个方向，就是当导演挺好、拍电影挺好，是电影让我选择了一个职业，也打开了一个窗户。”应该感谢电影，是电影拯救了一个不良少年。
贾樟柯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因为他不想读书了。想去找个工作，那时候县城里的孩子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当兵，当兵的可以出去看一看，贾樟柯的很多同学去秦皇岛当兵，退役后找个工作，也就所谓锻炼了一下。然后，该结婚的结婚，该有小孩就有小孩，就这么过下去。还有一条路是上大学，可是贾樟柯觉得没有必要去上大学，又因为身体条件吧，他又讨厌当兵。
贾樟柯记得：“那时候也有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建行突然要扩招，我母亲在的糖烟酒公司也有一个机会。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想找个工作干，不想读书了。现在回想起来，不能说我父亲救了我，但是他改变了我，他让我干了一件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读书。我得感谢他，当时太危险了，如果当时我没有读书，生活就完全改变了，也没有了后来的这么多事情。”一直到后来，贾樟柯特别感念自己的父亲，认为父亲是对自己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帮助的人：“因为他逼着我去考大学，如果没有他逼着我去，我可能不会拍电影，可能不会找到生活里面最喜欢的东西，我的生命也不会有奇迹。他逼着我，你一定要考。当时我就很痛恨他，我的朋友那时候都在混，我觉得应该和他们一样，在县城里面找一份工作。那个时候真的不想读书，但是我的父亲是非常明智的，他和我长谈过一次，他说一个人必须接受高等教育，对我来说，这个决定很重要。”
不过，贾樟柯当时回答，“我学习不好怎么能考上大学，补五年也不行，我们那儿有个胖子补了八年也没有考上。”
贾联凯则说，“要不你去学美术吧。”
因为考美术院校文化课的要求低，特别是不考数学，贾樟柯的数学就没及格过。他父亲之所以想让他学美术，是因为汾阳县里面有个画画的传统。很多孩子考了美术院校就考走了，所以，家长就看到了一条路，考美术也可以念大学。
贾樟柯觉得也挺好的，当时心中就窃喜，因为他知道学画画，就必须去太原，汾阳学不了，那些适合美术考试、美术教育的培训班都在太原，就可以离开家了。因为在贾樟柯内心深处，早有自己的想法：“那时候有一点我是明确的：那就是要走出去，想要离开那块土地--我不想过那种每天八小时上下班的日子，觉得那样简直太无聊了！我想去找一个自由的职业，做一个没有人管束的人。”
贾联凯就说，你去山西大学美术系培训班吧，这样你考山大就可以了。贾樟柯听了父亲这么讲，就答应去学。到了第二年，一九九一年的九、十月份的时候，贾樟柯就去了太原。
第二章银海学舟
强烈的焦虑感
离开了家乡的贾樟柯，也远离了汾阳小县城的生活，贾樟柯说道：“临走的时候藏好了记忆，把青春锁进去，发誓与它再不相会，让它生锈。离家那天大自然花红柳绿，但我轻声说：再见，青春！”
在太原，贾樟柯上的是山西大学的美术考前班，借住在农民的房里。期间，他看到了许多画册，凡？高的，安格尔的，塞尚的。除了画画，他还写诗、写小说，他一直在找最适合他表达“心事”的方式。他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学好美术设计，自己开办广告公司搞平面设计。
“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行业不错，来钱快，自己想在这一行里混，可又什么都不懂，只好赶紧去现学。其实，我当时最入迷的实际上是写作，算是个文学青年吧。”贾樟柯这样回顾道。其实文学就是他的“最爱”：贾樟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山西青年》就登过他的一篇散文，是写晋祠的。到了十六七岁，开始写小说。在离开山西的时候已经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当时还挺受山西作协的看重，找去谈话。他们介绍说马上就要办文学院了，“你来吧，给你发工资，你就在这里写小说好了。”当时贾樟柯在山西那个地方也已经算是崭露头角了。
这时贾樟柯已经二十一岁了，他的故乡和他的同学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发生了命运的转变。有特别好的朋友入狱了，他为了很小的事情打架。也有一个同学，喝酒喝大多去世了。贾樟柯突然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在快速、纷乱地变化。
所有这些，都给处在青春躁动期的贾樟柯，产生了影响，他想讲故事，想把内心积压的情感表达出来。所以到太原学画的时候，白天画画，晚上就写小说。
此时，个人的成长过程里，内心表达的愿望，和对将来的担忧一直交织在一起，贾樟柯对那种焦虑感的反应是非常强的。那种情形，贾樟柯一直记得：“晚上我在那儿写小说，写完睡觉的时候又特别后悔，说我在干嘛，同学去画素描去了，可我一晚上就顾着写小说，而且这小说也发表不了。”
这种焦虑的状态持续了很久……
在太原的那些日子，贾樟柯的时间没有荒废，他勤工俭学，自己得到了历练，他介绍说：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几个画画的朋友一起住在太原南郊的许西村。那个地方在铁路边上，我们的邻居里头有农民、卖水果的小贩，还有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什么的。
刚开始，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了些钱，但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就开始出去找活干。我在山西大学上的那个班每天只上半天课，我跟朋友一起去给别人的家里画过影壁，给饭店画过招牌什么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有过任何一个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来讨生活的人都可能会有的经历……尤其是，当你睡到半夜三更被人毫不客气地叫起来接受盘查的时候，那你就会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你在这个地方真正的社会地位--在这个城市里，你没有户口，没有固定的正式工作单位--在这儿一些人的眼里你是所谓的“社会闲杂人员”。尽管像我们这样的人比起某些有正式工作的人来说，实际上要辛苦得多，也要努力得多，但在当时，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我真感到不公平。就是在这样一个生存空间里，我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生活态度：那就是不要去迷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机构，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找到人生目标
有个星期六，贾樟柯约了一个朋友在山西大学旁边见面，准备一起出去玩，那时候没有传呼，更没有手机，贾樟柯就在商店外面等他，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朋友还没有来。
因为等不到就认为他有事，贾樟柯就走了。他又没电话，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就一个人在那儿游荡、瞎溜达，这时候，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家电影院，叫公路电影院，是山西省公路局经营的俱乐部，它在南郊，山西大学旁边，很偏僻，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周边的学生，它放了很多老影片，票价很便宜，一张票几毛钱，放的都是国内的片子。正好那天下午放的是《黄土地》，一看就是那种不好看的电影，不像《蓝盾保险箱》、《险恶江湖逍遥剑》之类那么吸引人，那时侯也不知道谁是陈凯歌。但是这部电影，贾樟柯一直没看过，加上没事干，票价又很便宜，贾樟柯就买票进去了，进去以后，差不多看了十分钟，整个感情就被完全打开了。这样就开始对电影感兴趣了。
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在挑水，贾樟柯看着那个女孩从河里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个环境太熟悉了，故事虽然不熟悉，对民歌和八路军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强烈，但是那土地上的人、腰鼓、油灯底下一家人坐在屋里沉默不语，那就完全是他经历过的生活。
贾樟柯母亲一家的生活，跟《黄土地》的生活一模一样，推门见山，一片坡地。他每年的农忙时节都要到地里做农活，正是麦收的时候，所有人都帮着亲戚割麦子，怕下雨，所谓龙口夺粮。割麦、劳作，这些劳作的经验也是他比较小的时候，记忆里面特别重要的。
后来，贾樟柯看了很多诗歌讴歌劳动，就特别讨厌。他觉得劳动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当然从造型上看是光着膀子流着汗，很有生命力。但对劳动者本人来说是挺痛苦的，他们为什么晚上回到家不说话，因为太累了，吃完饭就呆着、歇着了，想想明天的事。他看到《黄土地》里的翠巧她爸，觉得像看到自己姨夫一样，脸、衣服，所有的一切都一样。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看到“第五代”的电影，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次观看经历是如此强烈，难以磨灭。究其原因，贾樟柯认为，“对我来说，不单是我看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一部电影的可能性。以前，我对电影的认识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港产电影，打、杀，一部分是延续‘文革’的，包括《血总是热的》那样反映改革的电影。从来不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拍，把你心里面的感情勾出来，我一下子就蒙了。一方面是蒙了，再一个就是突然醒了，这个东西太好了，还能这样拍，还有这样的电影。”
看了电影《黄土地》以后，贾樟柯心绪翻起了波澜，一直不能平静，他忆述道：
看完电影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段落和元素，在那个时候的认识程度里，它让我怀疑我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熟悉。比如，在黄土地上，那么多人在打腰鼓，那个腰鼓我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打，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腰鼓本身在银幕上会有另外一种感受。今天说起来像生命力的勃发，也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快感，说什么都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那时候让我觉得那么熟悉的腰鼓，原来也可以这么打，可以在野地里面打，可以产生那么多的尘土，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好像把人心里面的东西讲了出来，很多时刻，包括一个人静默地坐在那儿不说话的时刻，把他拍下来，夜晚灯光非常的暗，你隐隐约约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你知道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日子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对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我觉得，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影响人的电影，都给人提供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就是，在最熟悉的区域里、最熟悉的人群里，拍出一种陌生感，这就是一种新的角度、新的处理方法，领风气之先的、开创性的电影都有这种感觉。
《黄土地》就是一部这样的电影。山西也是民歌大省，以前每天都在听民歌，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电影里面的女孩子，瘦小的身体在黄河边挑水，当民歌响起来的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看完电影出来后，突然就开始变得有事干了，我想当导演。过了几天，越想越要当导演，那时候，电影怎么拍我根本不知道。
就这样贾樟柯深受电影的感染，那种感染力一下子让他觉得，这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贾樟柯从此再也没有焦虑过，因为他知道他想拍电影了。
贾樟柯的这种勇气来自于哪里，是不是一种冲动？对此，贾樟柯的回答是：我觉得不单是冲动。从一开始想拍电影到今天，我始终没有畏惧过，也始终没有心慌，或不自信的时候。其实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失去，因为我们一无所有。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因为在生活里面，我很顺畅地活了下来，还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一个偶然，而且是太偶然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会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幸存者。所以，贾樟柯这次看电影的经历，改变了他的命运，真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一则，他懵了，有一种艺术这么丰富、这么强悍：二则，他醒了，去学电影--学习演绎独特的生命体验，用电影去创造最熟悉的陌生感。
过了几天，贾樟柯就把自己想当导演的想法告诉了父亲贾联凯。他当时在太原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发生了一个事。他爸说，你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想当导演，不想学美术了。父亲停了一下说，当导演挺好的。
然后贾樟柯就去上课了，下午正画画的时候，他父亲就来了，风尘仆仆赶到了太原，一看他在画画，放了点心，就到了他的房子里。
贾联凯问道，你怎么了？贾樟柯说，我看了部电影《黄土地》，不想学美术了，我也问了我的同学，电影学院考上以后可以慢慢当上导演。
贾樟柯父亲听了特别生气，觉得儿子脑子有问题。你知道电影在民间是被神秘得一塌糊涂的艺术，它跟普通家庭的市民离得太远了，对于一个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售货员的小县城家庭来说，电影被神秘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父亲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发病，脑子进水了。他说，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来的。贾樟柯不知道该怎样说服他，他跟父亲说，电影挺有意思，以前自己喜欢文学，当时也发表了一两篇小说，再加上正在学画画，这么一综合不就是电影吗！
贾联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儿子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激情在澎湃。这时也觉得说得有点道理，他的思想一向开明，对儿子说：
“既然你这么坚决地想学拍电影，我就让你选择自己的人生，可是如果你考不上怎么办呢？”
贾樟柯异常感激父亲，坚决地说：
“爸，你给我3年时间，如果我什么都没考上，就回家开家肉店，也能养活二老！”
贾联凯听儿子这么说，笑了，当即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资助儿子去准备考试。
贾樟柯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特别开放的人，他们给了儿子尝试的自由。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对山西县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个很大的事，我父亲和母亲开会研究，贾樟柯母亲说过，孩子还小，就让他试试，行不行折腾几年就知道了。
贾樟柯确定放弃学美术准备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国内关于电影方面的书籍和教材品种奇缺。为了对付电影知识的考试，贾樟柯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所有太原的书店图书室，最后买了一本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美学原理》，里面大概有十几页是关于电影的知识，然后又买到了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就是靠这两本书点滴知识进行的第一次考试。他在回顾这一经历时说：“九十年代初我想考电影学院，在太原买有关的书，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下）》上集找不到了，一本大学美学教材《美学原理》，里面有一章大概7至8页的内容介绍什么叫蒙太奇，什么叫长镜头。那时侯整个电影的资讯是垄断的，所以当时非常强调平等精神，但现在想看什么都可以。那时不要说看马丁？斯科塞斯的访谈的书，连他的电影都没看过，而导演的训练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电影史的介绍。拍电影实际上是导演对社会的观察能力对历史的感受对媒介的理解。光靠天性的导演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还需要对电影这个媒介和历史有一种很深入地了解。训练不仅仅是技能，还包括你的专业素养，这包括电影理论的学习、电影语言的学习，电影的历史的学习，对电影这个媒介的认识。很多导演是青春期的导演，精力体力也很好、叛逆加上对生命的感受，但几年下来就消失了。我所认识的所有的著名的导演，在聊天时没有一个不是对电视史侃侃而谈，没有一个没有一套自己的电影理论。意大利裔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对意大利历史的尊敬和了解是非常惊人的，而阿巴斯本身实际一个电影理论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学电影可以不上电影学院，但一定要有一个途径去了解电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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