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道（535—586年），字子行，范阳涿（今河北涿县）人。范阳卢氏从东汉至北朝，均为望族高门。
卢思道的曾祖、祖父均做过刺史，其父卢道亮则隐居不仕。卢思道一生历东魏、北齐、北周、隋四朝。
卢思道十五岁左右，离开家乡来到邺（东魏都城），因他“聪爽俊辩”，“历受群公之眷”。他拜当时“北朝三才子”之一的邢子才为师，又向另一“才子”魏收借“异书”阅读，这使他的学问大为长进。东魏、北齐文人创作诗文多效法南朝的沈约、任畴的著作，讲究对仗，好用典故。卢思道也受这种文风的影响，其文章亦“雅好丽词”。卢思道虽“才学兼著“，但却“不持操行，好轻侮人”。当时魏收奉皇帝诏令编写《魏书》，还没等定稿，卢思道便将书的内容向外人泄露，因此“大被笞辱”。
卢思道二十多岁时，在左仆射杨曌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当时北齐文宣帝高洋昏庸残暴，做了十年皇帝便死了。皇帝驾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包括卢思道在内的文士们都写了十首挽歌呈上。结果，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文士所作的挽歌，被选中的不过一二首，唯独卢思道的挽歌被选中八首。这说明卢思道的文才高出于他的前辈文人。所以当时朝野人士都称他为“八米卢郎”。这是把文士们写的所有的挽歌比喻为稻谷，而把选中的佳作比喻为米。写了十首被选中八首，确实说明卢思道有超人的才华。有此才华，本不愁加宫晋爵，可他又犯了“不持操行”的毛病，“漏泄省中语，出为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而且“每居官，多被谴辱”。尤为严重的是，他还“擅用库钱”，结果被“免归于家”。
北齐末期，卢思道又被任为京畿主簿、主客郎、给事黄门侍郎，还被授予“仪同三司”。这是他宦途最顺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写过《赠别司马幼之南聘》、《卢纪室诔》等作品。但此时，北齐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周军队步步进逼，不久便灭了北齐。
北周灭北齐后，周武帝宇文邕召北齐文士到长安，各授官职，授卢思道仪同三司。卢思道对北周皇帝感恩戴德，安心供职。过了不久，他发现北周朝廷并非真正重用他这个北齐遗臣，于是，他便写了一首杂言《听鸣蝉篇》。
不久，卢思道“以母疾还乡”。适逢范阳郡中的祝英伯、宋护以及卢思道的从兄卢昌期等人乘周武帝死去之机，拥北齐范阳王高绍义起兵反周，卢思道也参与了这次旨在反周复齐的叛乱活动。北周朝廷派宇文神举率兵平叛，不久便平息了这次叛乱，捕杀卢昌期等作乱者。高绍义逃往突厥，卢思道也被判处死罪。可是，由于宇文神举“素闻其名”，仰慕卢思道的才华，便把他从死囚牢中叫出来，还命令他作露布（捷报），“思道援笔立成，文无加点”。宇文神举阅后，大加赞赏，便宽赦了他。被赦后，又被任为掌教上士。杨坚任北周丞相，又任命卢思道为武阳太守，他嫌职位不高，便写了一篇《孤鸿赋》表达其情志。
此赋实际上是以“孤鸿”之遭遇，暗寓自己之宦途经历，并以道家“齐荣辱”思想来自我宽慰。
杨坚代周建隋，卢思道“以母老，表请解职”，得到批准后，投奔尚书左仆射高颖，做了高颖的幕僚。高颖奉隋文帝杨坚诏令讨伐陈国，卢思道代高颍作《檄陈文》。不巧陈宣帝死了，高颖也就罢兵还朝。
卢思道回到长安后，写《北齐兴亡论》和《后周兴亡论》，以抒发其对故国的思念之情。他还写了《劳生论》，揭露了北齐、北周的士大夫们二三其德、趋炎附势的丑恶行为。卢思道说这些人是“不耻不仁”的“衣冠士族”。《劳生论》是整个北朝时代不可多得的针砭时弊的妙文。
隋文帝开皇三年，皇帝派卢思道效劳陈国使臣。
没过多久，卢思道因母亲去世又辞官归家。其后又出仕任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朝臣犯笞罪，请以赎讫“。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卢思道患病死去。
卢思道的诗歌，风格纤艳柔靡，多为游宴酬赠之作。其文集久已散佚，后人辑有《声武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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