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理论、制度和技术：巴塞尔2、巴塞尔3及后巴赛尔3》：
因此，即使发达国家的信贷／GDP向长期趋势收敛，信贷／GDP的持续上升本身就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源头。另外，信用周期调整速度慢于经济周期会导致危机前期信贷／GDP虚高，由于此时GDP增速下降甚至收缩，即便未出现信贷激增，信贷／GDP正缺口也会上升，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资本，这将限制银行体系的信贷扩张能力，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2.忽视了不同类型信贷的差异性。巴塞尔Ⅲ使用广义信贷计算信贷／GDP的另一个隐含前提是不同类型信贷是同质的，具有相同的或类似的周期性特征。Tumer（2010）认为，授信不仅存在最优规模，而且还存在最佳结构，与对制造业的授信相比，与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相关的授信业务受信贷和资产定价周期自我强化的驱动，系统性风险更大。从历史上来看，大多数银行危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崩溃联系在一起，危机之前过量信贷供给相当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因此，理想状态下的逆周期资本要求设定应体现不同类型信贷的影响。另外，广义信贷包括私人部门从各种渠道取得的授信，不局限于银行贷款，然而却只有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资本，虽然这有助于保护银行体系免受全部信贷激增的潜在威胁，但有可能为影子银行发展提供激励。在信贷激增时期，计提逆周期资本要求将提高银行加权资金成本，银行可能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影响，这将削弱银行贷款的竞争优势，借款人可能转向影子银行融资，而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的迅速膨胀正是诱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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