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一条人少的路走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树林里有两条路，我选了较少人走的那一条，从此改
变我的一生。”
这是四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名句，今年才读到，好像为我而写，心有戚戚焉！
不过，我没有诗人的浪漫，说我每次选择都经过计算也好、算计也罢，皆因资源有限，必须精打细算。读书时选学校要计算，找工作也要计算，实际得很。只有结婚生小孩没有计算，每次有人问为什么会生三个，答案就是因为没计划，也不管会不会耽误工作升迁，颇符合白羊座的冲动天性。
回首来时路，虽没有刻意，但一路上似乎都选择了人少的那一条路：高中选了间离家近的而不是众人期待的明星学校；工作上没有跟随多数同学去考铁饭碗的银行、公务员；自愿到中国大陆发展也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走人少的路，从来都是背负着众人的怀疑上路，而且一路上从来不会是平稳无波的。佛家说成佛之前，须经过威胁、利诱、恐惧等等考验。不论最后是成是败，都因为这趟独特的旅程使得生命更为饱满。
前阵子有位朋友介绍我是北一女中（升学率排名第一的女子
高中）、清华大学毕业的。
我问：“为什么说我是北一女中的？”
“那个年代名列北台湾成绩前茅的学生不都到台北来考试？”
“不是所有吧！我就留在家乡考试。”
我的朋友说的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直到今天都还存在。我的家乡基隆距离台北约30 公里路程，上下学时间来回各一个小时。虽然如此，成绩好的学生都会到台北考试进升学名校。我当时决定留在家乡考试，读的学校就在距离家5 分钟步行距离的地方。
我的考虑很简单，睡眠！我想，每天省下两个小时的路上时间，3 年下来我就比别人多了2000 多个小时饱睡、读书。这理由至今没有人第一次就被我说服，可我是真心相信饱睡比上明星学校更重要。现代许多理论都强调睡眠充足的重要性，尤其是青少年，这一点，我算是观念挺超前的。当然，家里经济紧张，我也想尽量让家里减少负担，3 年下来的车资，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是笔不小的开销。
之后，选大学我也是比较另类的。当时像我这样背景的女生最好的志愿就是去当老师，工作稳定，又不用缴学费，但是我并不想当老师，而是想去清华大学读书。
我的朋友们不太能相信这些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家里没有一点意见。这时我更加佩服我的母亲，每一次选择，她都是无条件地支持，不曾对我有任何压力。
进入证券业之后，从小研究员做起。做研究员的人，多半希望日后能成为基金经理人，直接操盘大笔资金。我当然也想过，但“大家都做基金经理人，我怎么样才有机会出头？”
后来我走上了与同期研究员不同的一条路——基金营销，也就是“卖基金”。那时卖共同基金的业务员，目标客户虽是普罗大众，但对于国际经济大势如利率、汇率、GDP 增长等要件，普遍缺乏全面的概念，我因为蹲了几年马步，对整体经济及产业分析的研究员经验，培养了我的理论基础和市场敏感度。当时基金营销这一概念在台湾是新鲜的，而从研究员转行做基金营销的，本人就算不是第一个，也一定是排在前三名的怪人。
再后来争取到了赴中国大陆工作的机会。除了家人的无条件支持外，许多同事、同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因为当时台湾还是个高速成长的市场，而中国大陆的金融业却刚刚起步，国际舆论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是很响亮的，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何要放弃在台湾已经经营有成的事业，跑到一个未知的市场。记得当时还有台湾的财经媒体杜撰王鸿嫔抛夫弃子的故事，好笑吧！
事后听说，在大陆筹组合资基金公司的机会，我并不是第一个被征询的人，这不意外也不重要，重点是其他人都放弃了，我才有机会走这一条人少的路。
现在，我看到中国金融市场下一阶段的开放机会，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新一阶段的金融改革，都会强化本地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的意愿，所以我要回来把握这一新阶段的机会。没有意外的，觉得我脑袋烧坏的朋友依旧不少，因为他们对于中国金融开放没有信心。
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发展？
贞观初期，高昌国使者进长安城，沿途见到城破凋零、民物萧条，认为中国已远不如30年前隋朝之盛，但不久后唐太宗挥兵灭了高昌国。就现象来看，康熙不如乾隆，短期来看，乾隆朝是清室全盛时期，但乾隆时期因为采取封闭政策，文化上也已经缺乏新生创造力，正是此时，清朝开始走下坡。
这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1939 年所写的《现状与趋势》中论中国历史的话，他说在观察时代演变过程中，要避免因为短期现象误判长期趋势。高昌使者没能看出唐朝贞观初期从废墟中逐渐壮大的趋势，大清帝国经过康乾百年的盛世后没能摆脱从盛而衰的趋势。
问我为什么要来中国大陆发展？这就是答案。
投资要跟对趋势，个人职业生涯的选择也是一样，再优秀的人进入一个夕阳产业，也难以伸展；反之，进入一个明日之星的产业，只要中上资质者都能成为一号人物。例如50年前台湾最优秀的工程人才，就业的第一志愿多半是台湾铁路局，然而这半个世纪来，科技业才是全世界的发展前沿，这一消一长，同样的人才在不同的产业中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1989年进入市场后，当研究员蹲了几年马步，那时台湾的海外投资才刚开放几年，我的工作有机会每天观察全球股票、外汇市场的变化，每天要交的报告都在解释短期的现象，马步蹲久了，从中感受到趋势的迁移。经常地，亚洲的四小龙、东盟市场充满着各种利好消息，不只是国际资金流入，主要是经济基本面的良性发展，也吸引许多国际资金投入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各项产业发展，只要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都得到很好的发展。
而其中，中国大陆市场最吸引我的注意，因为这个市场人口、土地面积最大，而且是山川河流分布、朝代历史我都能倒背如流的。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一些外资进入，但开放仍十分有限，最重要的是我自认能发力的金融市场，等于一片空白。1992年上海开始有B 股市场，允许外资投资，因为没有完善的制度，没有意外地，B 股市场仍然像是天桥底下的小赌摊，只能吸引到赌徒。
或许是内心的赌徒性格催化，我却认为这充满了机会，我认为这真有点像初唐时期，长安城经过多年战争仍然疮痍满目。中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与外面世界对话，参与国际市场，新旧制度转换过程虽然不会顺风顺水，但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轨迹与周围的亚洲各国几乎一模一样，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国的股市会像亚洲的四小龙、东盟市场一样有爆发式的成长？而且，我认为，中国与亚洲其他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体量巨大，只要在对的轨道上，中国要超越日本（当时日本经济、日本股市不可一世，日本资金买下美国洛克菲勒中心）、超越欧洲强国不是不可能。
我在1992 年加入怡富证券投资顾问公司（2000年为J.P.Morgan收购），这是一家跨国企业，每年的年终考评表中都有一栏：“如果有机会到其他市场工作，你愿意到哪一处？”我年复一年地填上“中国大陆”, 同事笑我每年都在放空包弹。有一次我的老板实在忍不住了：“这个市场根本就没开放，你每年都想去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知道啊，你就当这是挂号，这市场一定会开放，而公司一定不会放弃这机会，所以，只要公司要进这市场，我一定要争取这机会。
2003 年初，老板很严肃地告诉我，国外总公司已经决定要在上海成立合资基金公司了，你每年都嚷嚷要去大陆，现在有机会了，真的要去吗？从我第一次嚷嚷至此10 年间，我已经从单身一人变成有三个小孩的母亲，这个决定真的不是10 年前那样简单了。我唯一的牵挂是家庭，我心想只要先生皱一下眉头，就算嘴上说支持，我也会选择放弃。很幸运，我的先生赌性比我还大，很兴奋地说，去啊去啊，我们全家都去大陆旅行。
事实上，中国大陆股市的发展也的确如我们预想的那样，从只有赌徒的摊子，成为吸引法人机构、成熟投资者的一个“市场”，进一步则是要像其他产业一样，与国际商业市场接轨。趋势既已形成，不被短期的现象干扰，就能收获到中国市场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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