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自1985年创刊以来，坚持“比较开眼界、比较长知识、比较启智慧、比较出真理”的办刊宗旨，译介了国外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一系列新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国内学者的原创性研究提供了展示的平台，目前已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专门从事比较研究的学术期刊。值此创刊30周年之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辑部集结过往发表的经典文章，从方法论和研究视域的角度，提炼了“体制转轨与制度比较”、“政府改革与公共治理”、“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分权与央地关系”、“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这六个方面的主题而成一学术体系，并以此出版这套纪念丛书，供有兴趣的读者系统阅读。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在中央编译局的支持下于1985年创刊，迄今已经30周年。杂志创刊正值经济改革全面展开之际，30年来一直与中国改革同行。30年后的今天，我国改革又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一如既往，汲取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为大转型做出新的贡献。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主编之一）
　　
　　★杂志在创刊之初目标就很明确，不搞“主义”的比较，不去评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而是要做体制的比较研究，通过各个体制的比较来吸取经验，探索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怎样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荣敬本（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部研究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主编之一）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伟大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精神生活的复兴，以及源白全球社会科学新思想的传播都做出了贡献。……且让我用两句话总结我给《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作者和读者发出的信息：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型”（从该词的原义来看）已经完结；从事“比较社会研究”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迫切。
　　——（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
　　收益
　　有效运行的其他相关市场的失灵导致了内部信息披露的失败，在这种情形下，披露立法可以带来一些收益。这些收益通常被分类为有效性和公平的提升。有效性收益是相当明显的。大概，有了更好的信息，外部投资者可以做出更好的金融决策。立法改善了与决策有关信息的散布，从而具有经济价值。但是，信息的定量价值是很难衡量的。大规模股票组合的持有者倾向于对公司披露的信息大打折扣。（例如，已经签署了一项大单的公司公告，表明公司可能增收和欠收1000万美元的几率各占50%，那么这个公告对公司价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而且特定公司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可能会相互冲销，而投资者却不受影响。这类信息的首要经济冲击是间接的——是通过金融投资对实物投资的影响来实现的。对于股东而言，信息连同公司估价问题最终的长期收益是自然增加的。
　　披露立法的公平性收益——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更难以鉴定。对这种收益情况的鉴定似乎依赖于传统观点：外部人在内部人的控制之下，需要立法的保护。相反，激励一信号传递观点认为，竞争会迫使内部人披露他们拥有的信息，缺乏这种披露是因为竞争的不充分。特别是，如果内部人足够多，那么就会有足够的信息供给，也就不会再有从内部信息中赚取的超额回报（这并不是说，生成这种信息的能力——比如一项新发明——将不会得到奖励）。如果竞争机制没有起作用，那么缺陷一定在于外部人进入管理职业的人为限制。如果不存在这种进入壁垒，也就不会再有公平性问题。总而言之，将披露立法的论证建立在有效性的基础上，看起来要比公平性更稳妥一些；就如我们上面所观察到的，没有理由可以相信，这种立法会影响到总的管理者薪酬。
　　成本
　　披露立法的成本可以归于两大不完全独立的领域。第一，立法对市场的经济冲击存在着直接成本。第二，贯彻这种立法又存在间接成本。让我们先来考虑直接影响。
　　如果披露立法导致了任何额外的披露，即如果它是有效的，那么公司就会承担成本。成本可能很小，比如简单的公告或者将以前保留的一些信息插入到年报中去。尽管信息散发的成本一般都很小，但收集信息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特别是要求公司披露当前内部决策未用到的信息。要求公司披露替代现存资本设备的市场成本就是一个例子，这方面的数据很少甚至没有内部用途，但获取这些数据的成本却是高昂的（当信息对公司而言没有内部使用价值时，披露的收益和成本一样也是非常不清楚的）。
　　披露对于生成和收集信息的冲击也是同等重要的。当披露威胁到了公司对信息的私自利用时，就不再是代表公司的利益了。交易秘密、新发明的成功试验、新产品的市场营销就是一些内部信息的例子，股东可能会保留这些内部信息直到其潜在的价值得到了担保。但这种意愿还不足以排除披露；如果这些信息导致了垄断的泛滥，外部股东想要保留信息的事实就不是决定性的。然而，披露也能使生成信息的活动回报降低。例如，缺乏专利保护时，对发明的激励就会严重地消减。这种保护还没有将范围扩展到所有形式的创新，在这种意义下，披露立法可能会对这些创新造成不利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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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回顾
序二：比较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前言
第一辑 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停滞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
金融市场中的披露管制：现代金融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的意义
金融自由化的利弊
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介绍“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

第二辑 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
各国证券管理体制比较
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私有化、少数股东权利保护和投资者信心
美国证券市场的强制披露与投资者保护
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东亚美元本位、浮动恐惧和原罪
金融自由化、危机和救助：拉美和东亚对中国的启示

第三辑 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
我国金融市场形成的两个问题：金融抑制与经济气泡
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改革
论中国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
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及其处置办法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入世后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

第四辑 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
中国的金融深化：顺序性与难题
国家目标、政府信用、市场运作——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探讨
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改革的建议
关于设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想与建议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评价与体制机制优势的比较
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