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傲骨》：
以抗日救国为缘由建校，在教学中更是以抗日救亡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事业。在日寇的不断侵华的背景下，张伯苓结合时局，把爱国抗日的思想融入教学当中。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中学创立东北研究会，为支持抗日，增加学生的爱国情怀，该研究会编印出20多万字的《东北经济地理》作为必修课的教材，这种对时局的反映和教育救亡的思想在当时乃至现在的教育界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而在南开大学，他更发表名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爱国演讲，张贴对联：“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以此鼓励师生无畏无惧。并且，张伯苓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凡东北籍的学生，生活费一律减免，学费缓交；凡因战乱而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南开一律向其敞开大门，以助完成学业。
此外，他还在社会上担负起引领抗日的责任，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等爱国组织的领导，发表演讲动员社会各界团结抗日。1933年，山海关失陷，张伯苓又以《努力杀敌，为国争光》的信函鼓励将士们不要气馁，并派遣师生数人上前线慰问，送上1000条毛巾、1000块肥皂和300斤糖果。
1934年10月，在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的学生用手旗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标语，并高唱《努力奋斗之歌》：“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这让当时出任运动会的日本驻津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他向张伯苓抗议，张伯苓却义正辞严地回答：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张伯苓的种种爱国言行，就是希望让学生更加体会到现在中国所遭受的灾难，鼓励他们更加努力读书，驱除外虏，并让外来侵略者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也正因此，张伯苓和南开让日本侵略者为之痛恨。可是，张伯苓又何尝不是痛恨日本侵略者呢？1935年，张伯苓从日寇近些年的恶劣行径中敏锐地察觉到，他们对华的侵略势必愈演愈烈，而平津地区必然成为日寇首先全面进攻的地方。为此，他决定在日军全面侵袭之前为南开学校找好一个容身之处。“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1936年，他来到四川考察，决定在这里重新置办一所中学。最终，他在重庆选购了八百亩地创办了南渝中学。
果不其然，次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侵华的飞机屡屡轰炸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他们妄想通过这样的恐怖轰炸使南开师生失去教学基地，使南开师生们心生畏怯，使南开不再成为抗日的中心。然而，面对日军的不断轰炸，张伯苓凛然不惧：“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 这就是炸不毁的南开精神！这就是作为教育者的张伯苓炸不毁的抗日救亡精神！面对日军的轰炸，张伯苓怀着饱满的精神开始迁校。他把南开中学的师生迁往南渝中学，并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谁想到，日军是瞄准了张伯苓，他迁到哪儿轰炸机就跟到哪儿。
为此，张伯苓斗志昂扬，提出“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的抗日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张锡祜在抗战时期投笔从戎，最终光荣殉职。对此，张伯苓悲痛之余自豪高呼：“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这种至死不渝的抗日报国之心，让南开师生和社会各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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