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山传》：
五、走上革命之路 1929年春天，张秀山回到榆林中学，插班继续学习。此时，榆林中学的中共党组织逐渐恢复起来。在校长马济川（共产党员）的倡导下，学校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开设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演讲会、辩论会、研究会，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进行理想教育。为了保护党组织的安全，方便往来，学校打通了南边围墙到药王庙平民学校的地道，给党团组织夜间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由于教师中党员和进步人士占大多数，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实际上变成了传播共产主义的舞台。
在进步教师引导下，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学习自觉性和生活自主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校内的政治形势逐步从低谷中走出，榆林中学变成了陕北高原进步文化的摇篮。
从这时起，张秀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详尽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社会问题》等。张秀山渴望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书刊，尤其是《新青年》《向导》《共进》《俄国革命史》等进步书刊，更加激发了他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志向和极大的学习热情。
五四运动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思想和伟大实践，与党员同学的朝夕相处，促使年轻的张秀山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他逐步认识到：“一个青年只有干革命，参加共产党，才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救中国，解除人民疾苦。”张秀山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张秀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积极靠近学校的党员，因此学校里的党团员也主动地接近他。一到星期天，他常和党团员到城外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3月底，学校里的黄培中、李彦希俩人介绍张秀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一天，在榆林城南门外金刚寺里举行了入团宣誓。一起入团的还有同学曹华山。在入团仪式上，他们向团组织表示了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终身的决心。入团以后，张秀山更积极地开展各项革命工作，不久他就担任了团小组长，后来又担任了宣传干事。到了1929年的下半年，党内开始学习党的六大决议文件。通过学习，他进一步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一些问题。到了这年的秋天，经过党组织批准，张秀山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榆林中学学生会的工作是党领导的。学生会的负责人大半是中共党员担任。党组织在同学中组织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列主义，从而带动和组织了许多同学在这期间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问题》等一批革命书籍。对各县来的学生，他们在学校还分别组织了同乡会。党员就利用同乡会，宣传马列主义。张秀山组织了佳县同乡会，还出了会刊。
张秀山在会刊上写文章，揭露贪官污吏和佳县的北霸天、大土豪贺德广。张秀山把他的名字写成“货都光”，其意是说他将来人财都要光。那时，党在榆林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晚上常派一些学生到街上贴传单。白天也常把传单折成小方块，巧妙地偷偷放入米店仓子的小米里，以此来宣传革命，扩大党的影响。
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室里，党员们把凡是《大公报》或其他报刊上登有红军的消息，都用红笔框起来，以引起同学们阅读时注意。同学们也都很关心南方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张秀山等党团员在学校里还积极组织校内的工友，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到了星期天，还组织学生去城里的工厂、作坊，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运动；到城外农村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社会上开办平民学校，组织党团员给贫苦人家的孩子讲课，传播革命道理。党组织还布置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井岳秀的部队里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力量。这个时间，张秀山在井岳秀的炮兵营里介绍过两个人入党。其中有一位叫张怀树的，后来才知道，他在1932年被敌人发现杀害了。那个时期，党团员对待组织分配的工作都很积极，每天或隔一天就要向小组长汇报工作。到了傍晚，学校的操场上经常有二三人在一起，边走边谈，大多是党团员在向组织汇报工作。
榆林的整个形势对共产党很有利，在社会上已初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党外的一些开明人士也同情共产党。1929年，杜斌丞先生从外地来到榆林，在榆林中学给学生作了一次讲演。他讲到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时，批判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荒谬说法。他说：“党外无党，实际上是党外有党。比如说共产党就是一个。党内无派，实际上是派系很多。蒋、冯、阎、李各成派系。而且蒋系内还有很多派系。”杜斌丞先生的讲演，对教育青年学生认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罪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学生们的思想也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同时，他在讲演中也说明了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这对我们党组织发展十分有利。
这年的暑假，张秀山回到家里。父亲得知他闹学潮很出名，怕他出意外，便告诫他不要去管世上不平的事，因为这些事太多了，就是用铁刮子刮，也刮不净。张秀山不听，引起老人们的不满。
同年秋，陕北米脂发生反共的“中秋节事件”，中共陕北特委被迫秘密转移到榆林中学。特委负责人都在学校担任公开职务。特委秘书长兼宣传委员的刘澜涛，以半工半读的高中生身份兼教务刻写员工作；特委组织委员兼农运委员的冯文江担任教师；团特委书记兼榆林县委书记李文方等人也在学校里隐蔽工作。学校党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校长马济川调走后，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张秀山等人率领同学们与学校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欺骗与反欺骗，毒害与反毒害的斗争。
1929年11月7日，榆林中学的党组织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组织了以张秀山等人为首的五个“飞行队”，每队四人。他们机智勇敢地走上街头，张贴庆贺标语。一夜之间，庆祝十月革命的红绿标语贴满了榆林城的大街小巷，使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力量。
从1930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强制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强迫学校集会时必须歌唱《国民党党歌》、诵读《总理遗嘱》，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反感。党组织根据群众情绪，利用其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尊，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歌词，针对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的事实，巧妙地改写了揭露和诅咒国民党的传单。传单一经散发，师生争相传阅，引起群众的共鸣，影响很大。一名平时不大关心时局的教师谢子恒看到后，就在课堂上给同学们朗诵起来：“杀民主义，狗党所尊，以卖民国，以坏大同。军阀官僚，残害人民，矢勤矢勇，屠杀工农。工农联合，狗命送终，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恭读遗嘱，阿弥陀佛。”他笑着说：“‘恭读遗嘱，阿弥陀佛’这句，我实在赞成。”在场的张秀山和同学们会心地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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