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之源：范仲淹的陇右情结》：
刚正不阿，仕途多舛范仲淹一生为官37年，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任陕西宣抚史、陕西四路安抚史，又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地方官。
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但因才能出众、政绩斐然而又不断被重用，可谓是愈挫愈勇。其中流传很广的“三光”故事就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范仲淹的为人做官之道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颂。颇似屈原所言：“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副宰相晏殊赏识范仲淹的才干，推荐他到京担任秘阁校理一职，专门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保管、编写、整理和校勘，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此时正值刘太后垂帘听政。次年，年已二十的仁宗虽已亲政，但刘太后仍独揽大权，朝中军政大事，全由太后一手处置。范仲淹听说这年冬至之日，仁宗打算率百官在前殿给太后叩头庆寿。满朝文武慑于权势，皆不敢言，范仲淹却挺身而出，上书陈奏，请求予以废止。提出“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他认为天子在内宫侍奉母亲，自当有家人之礼，但是和百官站在一起，向南面朝拜太后，不能被后世所效法。“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他还担心天子若向着南面（太后）朝拜，就会打开君主赢弱，母后强悍的先河。这样做有损君威国体，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在他的坚持下，仁宗终于放弃了这一想法。
范仲淹的奏疏，使曾推荐他的晏殊大为惊慌，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范仲淹却理直气壮地说：“您举荐了我，我常担心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却没想到会因忠直而惹您愤怒。”回到家中，范仲淹又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详细申辩。信中写道：“我官职虽很小，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的俸禄，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只是坐食俸禄粮米，不去为国、为民出力分忧，那么和专门糟蹋粮食的害虫有什么区别？”信中还写道：“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发必危言，立必危行”，以使“致君与无过，致民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他认为一个臣子应当做到对君主采取直言进谏的态度，即使有所冒犯，也不应该隐讳不言，有意见、建议就应当面提出，而不是在背后讥讽、嘲笑，只要对君主有好处的事，即便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也应当去做。要说就说最危险的话，要做就做最危险的事，这样就可以使君主不犯错误，使百姓没有怨恨，使政治教化不会堕落，使灾祸不会产生，那么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臣子和君主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到这些，范仲淹便又上了一封奏章，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但是，奏章如泥牛人海，朝廷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赴河中府任通判（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这是他第一次被贬，临行时亲友们把他送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勉慰他说：“此行极光。”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朝政焕然一新。原先上疏“忤逆”刘太后的官员相继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成了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宋代的台谏官员可以风闻言事，即可根据传闻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失实，也不治罪。这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朝政的权力。范仲淹利用言官的身份直言极谏、恪尽职守。这一年年末，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下，仁宗决定降诏废黜郭皇后，且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深知在这后宫纠纷的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台谏官员在孔道辅和范仲淹的率领下，径趋垂拱殿，群起力争。吕夷简被责问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便玩弄阴谋，请台谏次日上朝力争，随后立刻面见仁宗，仁宗连夜下诏，分贬台谏领袖孔道辅、范仲淹出知泰州（今江苏泰州）、睦州（今浙江桐庐县），天明即押出国门。尽管台谏官员相继上疏救援，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是他第二次被贬。这次到城郊送别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此行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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