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
传统的观念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会通过多种渠道为一国的经济带来好处。首先，一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提升国内的股票资本价格，导致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还会使得国内的真实工资水平上涨。如果进入国内的外资企业比国内的相应企业生产率更高，那么这种效应将会更加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关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实证研究文献和工资的溢出效应的确发现在外资企业里面工资会比国内的企业工资更高（利普西(Lipsey)2004）。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国内被外国资本兼并的企业里，工资有上涨的趋势，这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水平不仅仅是由于外资企业在本国获得了最好的本国职工（见利普西(Lipsey)和舍霍尔姆(Sj??holm)2002，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案例）。
一个国家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获益的第二个渠道是先进的、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向本国公司输出技术的外溢效应。从概念上来说该种渠道和前面所讨论的工资溢出效应的渠道有所不同，因为它影响的是国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它们使用所有生产要素时所能够达到的生产率），而不是仅仅对于国内劳动力的需求。该种渠道也有着不一样的政策内涵。具体说来，外资企业不能够把它们进入国内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内生化，外国直接投资(FDI)催生了正向的外部性，并且带给一国的经济整体的好处。这使得国内的管理层倾向于运用补贴的手段来吸引外资投入。国内的管理层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补贴来引导外资企业与国内同行分享技术经验的做法，以放大这种溢出效应。
文献区分了为国内同行带来好处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利益从跨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供应商的“垂直溢出效应”。在两种情形中，溢出效应通过技术经验的传递来发生，具体来说是通过国内企业通过观察或者雇佣其职工的方式来学习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有动机去减少能够加强国内同行竞争性的水平溢出效应，但它们会从垂直溢出效应中获益，因为这能够提高他们的投入要素质量。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有正向溢出效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案例研究和证据阐述。关于水平溢出效应的一个案例是孟加拉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纺织品出口产业的出现（李承晚(Rhee)和贝洛特(Belot)1990）。韩国的大宇集团于1979年在孟加拉国建立了一个纺织工厂，并把其在孟加拉当地所雇用的很多工人送到韩国去培训。其中的很多工人最后离开了大宇而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出口公司。关于垂直溢出效应的一个案例是日本的铃木汽车公司和印度政府1981年联合制造廉价的小型汽车（帕瑞克(Parikh)1997）。所有的汽车零部件都从日本进口，然而这次联合行动激发了国内供应商的迅猛发展。10年之内，9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由这些供应商来提供的。西奥多.莫兰（Theodore Moran）（2002）提供了由外国直接投资(FDI)所引致的技术转移的很多其他案例。
然而，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文献中却始终没能够给出一个稳健的、系统的证据。莫兰（Moran），爱德华.格拉汉姆(Edward Graham)和马格努斯.布罗姆斯特罗姆(Magnus Blomstr??m)（2005）详尽地回顾了这篇文献的两条主线，依赖的是分解的部门生产率数据和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的宏观经济证据。这本书以他们的观察“准确地断定外国直接投资(FDI)如何影响发展是十分难以捉摸的事情”(p.1)开头。
本书使用了委内瑞拉企业的数据，布莱恩.艾特肯(Brian Aitken)和安.哈里森(Ann Harrison)（1999）发现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水平生产力溢出效应的存在。随着外国资本所有权的增加，一个给定工厂的生产力会逐渐上升（特别是小工厂），但是这同时又会导致本国的工厂生产力下降。这意味着，外国人拥有更有生产效率的工厂，但这会降低它们国内同行的生产率，这可能是因为国内的同行们为了减少的回报却要付出同样多的固定成本，也可能是因为外国企业雇佣了最好的工人。比亚达.加瓦希克（Beata Javorcik）和玛丽安娜.斯巴塔利安努（Mariana Spatareanu）(2008)在欧洲找到了类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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