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所藏，早经伯君编目，公开阅览，学人便之。伦敦及印度所藏，至今不出目录，观览亦复不易。故斯坦因氏之行为，及英国典藏之效力，原始要终，皆不可与伯君事混为一谈。如《宣言》所陈笼统之语，此点正为吾国学术界公认之事，因而二君承国人之待遇至不同，有事实为之证明如下。数年前斯坦因博士冒领游历护照，适有燕京同志自美洲归来，告斯年以此事之内幕，斯氏实拨巨款往新疆发掘并在美扬言中国无学问。斯年即提出此次于古物保管委员会，众人公愤，南北呼请，历时一年。斯年个人亦曾为此散小册子，打电报，走南京，卒将斯氏监视出境，而扣留其收集品于疏勒。伯君前年到此，承中央及此间学术机关团体热烈之欢迎，此间宴请或约其讲演者，有国立各大学以及私立大学之发达汉学者，如燕京、辅仁、国立公立各研究机关以及私立如营造学社，皆尽礼推诚，不闻加以攻击之语，今伯君犹是二年前之伯君，王力诸先生所服务之机关犹是二年前之机关也。
前年伯君来中国时，吾曾叩以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伯君感情如何，既非中国人，自不关我事，惟既来中国则取如此之态度，实为正当，较之吾国人士，长城战血未干，遽然东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又巴黎有所谓中国学院者，创始于徐世昌君之受学位，伯君前年来此，一为调查近年在中国之文史学发展，一即为此学院购普通应用之书，彼来此时即将此事告于中国人，临行时所购普通书及最近刊物之检查及放行事托之于古物保管会主持人马衡先生，以明其未曾携一古籍善本出境。其实彼若托法国使馆直运，一如暴邻之所为，亦是没奈何。不意中国人办事有不测之步骤，彼以礼来转为海关一压几个月。
至若伯君在东方学上之贡献，本为留意国外汉学者所夙知。伯君将已泯灭之数个中亚语言恢复之.为中亚史之各面及中国外向关系增加极重要的几章，纠正无数汉学中之错误，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影响所及，德、奥、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且伯君认识及称述中国学人之贡献，尤为其他汉学者所不及，此可于伯君著作及言论见之。西洋之谈中国事或治中国学者，如罗素伯爵、卫礼贤博士一派，欣悦中国文化而号“中国之友”，固当为吾人所亲爱。其将中国文史研究流布，发现已湮没之光荣，明辨将灭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国之为历代重视文史学之民族，自应加以敬重。若不明察事实，遽加讥弹，几何不失此泱泱大国之风哉？
准以上列事实及考量，敬以三事诉之于《宣言》签名人及国人。
一、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
二、伯君之学问与贡献，为汉学造若干新页，自应为此大国民族所敬佩。不便等之于其他英国所派各人之下。彼若干人古董商耳，博物院之典守官耳，夫古董商之行为，固为中国内地盗掘之渊泉。汉学之进步，则未尝损及国宝也。
三、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竟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入后。除对侵暴吾人之日本外，似皆宜取善意合作之态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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