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乾隆帝和龙尾砚
清代中期的龙尾山，出现了官方办贡和民间采石并举的开发盛局。
乾隆五年（1740），徽州府新安卫守备徐毅写了在龙尾砚史上很有参考价值的《歙砚辑考》。在该书序言里，作者说：“岁在甲寅（按：雍正十二年，1734），奉命出守新安卫”，不久，“我皇上御极之初，以文明经理天下。诸臣工仰体上意，构求精砚，以备文房。先是，大中丞孙委其事于前太守杨，以余协理；继则大中丞陈暨臬宪刘，皆檄余专办。前后数役，凡绅士家藏古式与砚山居民所存之老坑旧石，悉用重价征取，搜罗几遍”。按徐毅，直隶宝坻县人，进士，雍正十二年到徽州府任职（清道光七年马步蟾修、夏銮撰《徽州府志》）。他当是武进士，属于漕运系统的卫所领运官，其品级低于从四品的文职官员知府（“太守”），相当于文官的正五品同知。徐毅的记载部分地反映了砚山盛事，但也被当代有的砚史研究者加以发挥：乾隆帝热爱文房珍品，他一登基就动员安徽大小官员“构求精砚”进贡；同时还向江苏、浙江、广东各地索取砚材。这类说法并不符合于史实，更无论有的论者又演绎出乾隆帝重价购求歙砚是为了“砚乡寻父”的神话了。图5-1是《歙砚辑考》序的首页书影。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三即皇帝位，虚龄二十五岁。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其父猝死的哀戚气氛中登基，发布的第一道谕旨是宣布自己“缟素斋居”，守制三年。九月初六日发止贡方物上谕：各省督抚大臣，有贡献方物之礼。昨福建督抚赍到闽省果品乃照例进献于皇考之前者，朕不便发回，已交所司敬谨收贮，备几筵供享之用。若远省进贡皇考之物，已赍发在途者，准其赴京，交奏事官员转奏。其各省照例进朕之物，概行停止。虽食物果品，亦不许进。俟三年之后，候朕再行降旨。到乾隆三年（1738）四月初二，再次谕命停止各省督抚进贡方物之例。略谓：进贡之意，不过借此以联上下之情耳。殊不知君臣之间唯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若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贡物虽云督抚自行置办，而辗转购买，岂能无累闾阎？是所当行禁止者。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这些皇皇谕旨均见于清宫旧藏、现已公开出版的《乾隆朝上谕档》，也见于《清高宗实录》或《乾隆帝起居注》（后面所引同一类文本的资料出处一般从略）。图5-2是著各省督抚即行停止贡献通谕的书影，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一），第264页，档案出版社，1991。］
贡（方贡、土贡）是清代的杂赋之一，指地方贡献给中枢（皇帝）的财物。贡品因各地出产不同而相异，但都有定额和定期，“由官发钱不扰地方”。此外，各省将军督抚们还用薪俸、“养廉银”自办进贡方物，属于定制以外的例贡。乾隆帝居丧期间申禁各省向自己进献，指的是这种例贡。
和相关行省的贡马、贡茶、贡绸等方贡同制，安徽、广东两省进贡的是石砚等土产。据乾隆三十六年和民国二十六年两部《歙县志》：安徽“每年部院应进贡品，向是歙县办理”，“总视歙之物产”，“大要惟砚与墨为最。……故物有歙名而实非者曰砚，砚出婺源龙尾山（按：又称砚山），以婺源属歙州耳”。清早中期，歙县承办贡墨贡砚的定制是：“每年三贡：春贡、万寿贡、年贡。每贡徽墨五分作十提；砚二分，六方者四匣，二方者二匣，共二十八方。”由于康熙、雍正二帝首重故乡的松花砚，所以安徽官方除定制方贡外，“自行置办”龙尾砚给皇帝送礼的事似乎绝无仅有；康熙五十四年歙籍制墨名家曹素功的孙辈虽然进献过徽墨，“曰太平清玩，盖亦自奏其技，非有常额也”（前揭民国《歙县志》）。
乾隆帝自幼接受严格教育，通晓传统文化，熟悉统治经验，是一位有思想、有能力、性格鲜明，自我表现意识又很强的君王，同时兼具学者、诗人、书法家和鉴赏家的气质。继位之初，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极其繁重的理政公务约束了他的爱好：赋诗、览胜和鉴赏。“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御制文三集》卷九）。时下到故宫博物院览胜的游人在参观养心殿时，都能隔窗看到位于西暖阁的“三希堂”——乾隆帝手书匾额，用于贮藏王羲之《快雪帖》等三部名帖的小小雅室，而在这座当年清帝起居和办公的宫殿里，还有他书写的“无倦斋”、“自强不息”等励志匾额悬于其他殿阁门楣。警觉人君的“雅致”影响满朝风气，这是乾隆帝区别于历史上诸多风流天子的地方，也是他通告属下不许投其所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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