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晚清国门的打开，从官方到民间的洋务发展均急需翻译人才，洋务派意识到培养本土翻译人员的任务迫在眉睫，通过开办语言学校、兴建各种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法，培养既精通外语又通晓实学之人才，试图找到国家自强之路。社会的震荡带来各种新思潮，女子教育在女性解放思潮中被提上日程，尽管其中体现出男性启蒙者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功利目的，但强调女子同男子一样享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之门向女子打开，为女性学习外语和获得专门知识提供了历史机遇，也成为中国本土女性译者产生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女性译者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背景中，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并参与当时的翻译活动，虽然她们的数量相较于同时代的男性译者还很少，但她们的出现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启蒙话语驱动女学之兴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向中国社会渗透，西方女性观也输入中国，冲击着以儒家文化为架构的中国社会传统。西方女性观早期主要依靠传教士在华开设女子学校、创办报刊讨论女子问题、反对缠足及溺女婴等实践活动得以传播，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在近代中国面对强势西方文化和政治的自我保护焦虑中，男性启蒙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拯救”和“强大”女性来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理想。女性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强国的途径，而女性是载体，是手段，强国是目标①，性别话语和国族话语紧密交错在一起。在男性启蒙家看来，造就新女性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关键步骤，革新传统的贤妻良母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观、塑造符合实现国族主义目标的新女性，成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代表进步的社会性别话语。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女性译者以群体的姿态首次走向中国历史的前台。
清末的“废缠足、兴女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女性逐渐走向解放的开始。缠足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是愚昧落后的行为，他们批评缠足，并发起组织“不缠足会”、“天足会”等团体，后为中国维新知识分子所倡导。“废缠足”是女性解放的第一步，但女性仅获得身体的解放还远远不够。传教士在创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女子教育对女性人格完善的重要性，强调女子教育关乎国家发展，认为“妇女失教，非惟家道不成，而国亦坏其强半矣”。①随着晚清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劣势成为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中国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和身体的赢弱，是导致女子不能独立自养，不能养育出强健的后代，造成中国国力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让女性接受一定的现代知识教育，可以改变女子在社会中作为“分利者”的依附状况，完善女子作为新型贤妻良母的功能，实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②的女学目标。在西方教会和维新派的推动下，中国新式女子教育被提上历史日程。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