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教授判试卷
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在老师日常诸多繁杂的工作中,判试卷是最叫人头痛的事儿:每次一考试,那多如牛毛的试卷足以叫人头大如斗──这么多错得千奇百怪的试卷,要在规定时间判出,还要给出学生看了不至于拿着试卷来找你评理的分数,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不判行不行呢?以我多年任教的经验,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学生不答应。人家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学期,在考场上费尽心思做出来的卷子你看也不看,这也太拿豆包不当干粮,拿学生不当人子了;其次,学校也不答应──你不判卷子,没有成绩,我们怎么评估你的工作?你还想干不想干?再次,家长也不答应:好嘛,花钱让孩子读书,读了一学期,连个成绩都没有,这钱还不给扔在水里了──扔在水里还有个响呢,扔在学校,就连成绩都没有?所以,现在做老师,你要不给学生判卷的话,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你去做校长,要么你收拾行李走人。
过去可不这样。过去的教授牛,这牛之一就是可以不给学生判卷,或者用一种我们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方式判卷。
一种是不判,硬要他判他就乱判。譬如,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学者黄侃,他在中央大学教“文学研究法”课程时,就只管讲课,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看试卷,又怎么能打分呢?可是,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 90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 70分,又非甲等,学生不愿意,80分正合适。这统统 80分,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碍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暗自摇头,不了了之。同为章太炎弟子的钱玄同,在北师大教“中国音韵沿革”的课程,他也不爱判卷子,而且执拗得比黄侃还厉害。北师大教务处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专门为他老先生刻了一个木戳,上面刻有“及格”二字。每次钱玄同将学生试卷收来原封不动地交到教务处后,那里的人就在这些试卷上统统盖上“及格”的木戳,再登记入册。后来,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把考试不判卷的作风也带到了燕大。燕大不吃这一套。光溜溜的试卷交上去后,学校退回,他老先生呢,还是不看,又完璧归赵地交上去,如是者三。燕大火了,通知钱玄同:你要是不判试卷的话,我们将扣发你的薪金!钱玄同也火了,回信并附上一沓钞票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真是头可断血可流,试卷决不可判!碰上这等忠贞之士,学校也只好捏捏鼻子,由他去。
还有一种判卷法更让人啼笑皆非:他不判试卷,却判脸面。这种判卷法的实施者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博士。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时,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他的理由是:“我在大学课堂上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是见面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这也太马虎了,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期终成绩怎么办呢?林语堂的做法时“相面打分”: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老人家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然后依次唱名,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老先生“相面”;他呢,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说,学生 ──尤其是面相“好”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还说这比阅卷“公道”!
这些出人意料的判卷法在我们今天可以说都销声匿迹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比那时高呢?其实,一个心态自由的教授往往能比一个循规蹈矩的教授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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