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1年3月23日出生在一个名叫米尔施考的村子里，这个地方既属于波希米亚森林，也属于艾格尔兰。我出生在一幢别墅里，那是1919年在米尔施考村特劳特曼斯道尔弗租佃地上为我父母建造的。别墅正面墙上我父母的花押字表明，人们对这片地产拥有12～24年不等的租期。我妹妹玛丽安娜在不到两年后也出生在那里。
我母亲艾尔莎，娘家姓奥尔恩斯坦，出生于巴伐利亚的瓦尔德明兴，就在边境的那一侧。她的父母双亲是波希米亚犹太人；外祖母以德国血统为主，而外祖父以捷克血统为主。外祖父母结婚不久就移居瓦尔德明兴，1933年才搬回来，住在我们斜对面的比绍夫泰尼茨，一直到我们全家被迫流亡。我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进了由修女主持的瓦尔德明兴唯一的女子学校。她学习很好，以至于修女们建议我外祖父母让她去做修女。我父亲卡尔·阿贝雷斯出生于波希米亚乡下的犹太人家庭，全家人都在波希米亚森林腹地的村子里经营农业。他们相互之间讲标准德语，与佣人和村里人则讲方言。
我就生在阿贝雷斯与波普尔“公司”里。流亡国外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此事是多么非同寻常。对我来说，公司和我父母家庭同样重要。这个公司在我出生前很久就成立了。1889年，住在克拉劳维茨附近霍赫里宾的我的祖父理查德·阿贝雷斯，娶了住在莱伊考维茨——一个离多马日利采县城陶斯很近的霍德人村庄——的米娜·波普尔。这个日期就刻在我祖母的结婚戒指上，现在这个戒指已成为我的结婚戒指，正戴在我手上。我祖父母和我曾祖父母一起住在霍赫里宾乡下，房子现在还在。我祖母米娜婚后不久写信给她父母，告诉他们她很不如意，所以她的兄弟佩皮·波普尔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尽管他已很富有，还是主动提议与他妹夫理查德共同组建一家“公司”。公司的一切归两家共有，两个家庭也都以经营农业为生。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理查德和米娜夫妇搬到了波普尔家附近，住在哈默霍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奥尔伽就出生在那里。
公司从一开始就实行统一收支。大家省吃俭用，勤奋工作，虽然也资助穷亲戚，但从不乱花钱。巧合的是，两个家庭人丁的增长也很对称：一个女儿，她须得到一份嫁妆；两个儿子，也能各自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个农庄。
在我父亲于1896年出生前，“公司”就已租佃了比绍夫泰尼茨附近的迈尔霍夫赫拉斯。我父亲和我叔叔雷奥就出生在那里。在离泰尼茨三公里远的赫拉斯，除了那个建有几幢工人宿舍的农庄外，就只有一个森林看护所了。
我父亲出生时我祖父给工人们放了假，并赏给他们一大桶啤酒。我记得一只比杯子略大的小咖啡罐上写着：“令父亲喜悦，令母亲幸福，卡尔·阿贝雷斯周岁纪念！”我祖母米娜备受人尊敬。在她去世后，她的三个孙女（包括我）和一个外甥女都被称作威廉米娜，以示纪念。由于她经常要去卡尔斯巴特、美兰等地方治病，所以她的女儿奥尔伽早在学龄时就被送到赫拉茨多维茨她大卫叔叔和耶蒂婶婶那里去了；我父亲10岁时进了布拉格的旧城文科中学，住在他叔叔弗里德尔那里，而他的弟弟雷奥在上小学时就住那里了。四年后，我父亲考入卡登农业中学，并在那里高中毕业。20年代，由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捷克斯洛伐克警察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卡登城赢得了凄凉的名声。
我父亲作为“公司”里四个儿子中的老大先结了婚。他“偷渡”了我母亲，也就是说，他在战后混乱时期带着我母亲径直越过了边境。大约一年后，他的表弟雨果·波普尔与我母亲的妹妹玛尔塔结婚。几乎同时，雷奥叔叔娶了邻村布里索瓦的伊达·埃克斯坦。最后是阿洛伊斯表叔，他娶了伊达婶婶的妹妹海达·埃克斯坦。这样就又形成了非常对称的关系：四对夫妇中的每一对各自负责料理一个农庄，但所有农庄又归四家共有。尽管我父亲负责作重大决定，尽管不太明显地存在着两个妻党——奥尔恩斯坦姐妹和埃克斯坦姐妹，但所有农庄都经营良好。总之，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些农庄。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五岁以前，即我们搬回泰尼茨之前。除了泰尼茨，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还拥有许多地产的贵族特劳特曼斯道尔弗家族，在土地改革中也丧失了米尔施考的迈尔霍夫。迈尔霍夫落入一个捷克煤炭商手里，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据说对建立共和国作出了贡献。随之，我们的所有财产——牲口、机器等——都白白丧失了。在这之前，我祖父理查德·阿贝雷斯已去世，我父亲成了“公司”的首脑。不久，我们向特劳特曼斯道尔弗侯爵租佃了诺伊霍夫的地产，但因为那里没有住所，所以我们搬到比绍夫泰尼茨火车站大街75号我祖父家里去了。直到我们逃亡国外之前，那里都是我们的家。
那时国家常常没收财产，所以不管是佃户还是贵族地主都经常向我父亲求助，请他拿主意，因为他们认为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且乐善好施的人。他能为这些人做什么，我并不清楚。不管怎样，他们都乐意为他的建议付钱，所以到1931年我父亲已攒了100万捷克斯洛伐克克朗，足够用来支付诺伊霍夫地产的首付金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大兴土木。先是建了一座拱顶大谷仓，然后是三问用稻草和泥土砌起来的猪舍，装着蓝色玻璃窗，以防苍蝇飞进去。许多人都跑来参观我们的猪舍。我们还建了一栋住房，但暂时没搬进去，可能是因为诺伊霍夫太荒凉了，附近没有学校。我外祖父母和其他上年纪的亲戚只是到了夏天才去那里避暑。
诺伊霍夫生产的牛奶大部分被运送到比尔森的商店。对我们来说，比尔森算是“大城市”了，我父母常在那里的瓦尔德克咖啡馆会晤熟人，我们的儿科医生佛戈尔大夫也住在那里。我父亲和佛戈尔大夫一起想出一个点子，就是对牛奶进行巴氏消毒（当时这在我们那里还不为人所知），然后把消过毒的牛奶装进漂亮的玻璃瓶里，贴上画有母子图像的商标出售。诺伊霍夫也生产酸奶，最后还生产苹果汁。
面包是由玛丽·冯特拉施在我们泰尼茨的家里烤的，每周烤一次。她也负责在院子里照看我们以及帮我们洗澡。事实上，面包炉很大，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汉斯、格蕾特连同女巫一起装进去。30年代的某一天，我父亲决定让粮食在自家的面包房里增值，于是院子里的一间旧仓库被改造成面包房，并聘请了一位面包师——基茨贝尔格先生。他是一个有趣的家伙，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使我们家的面包很畅销。当小河里有虾的时候，一个老头常常用满篓子的虾来换一个大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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