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强，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世界经济硕士点第一学科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库成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欧盟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出版有专著《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实证研究》、《期货交易理论与实战指南》、《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江苏利用外资》、《微观经济学》等十多部。在《国际贸易问题》、《欧洲研究》、《当代亚太》、《农业经济问题》、《江海学刊》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曾获江苏省和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从1992年开始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自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希望从发展近400年的西方经济学中获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借鉴。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一书，较为全面、系统、通俗地介绍了自1992—2012年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40位得主的生平、主要学术成就，领略了这些经济学家借以获得该奖的理论创新所在，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对有效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有何作用，并在每篇文章的简要评论中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作了适当分析，还回答了人们比较关心的诸如如何看待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再次钟情博弈论和多次垂青计量经济学、中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等问题。通览全书可以对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借鉴这些经济学大师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都是有帮助的。

　　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订立契约的结果，即国家是共同协议的产物。它能界定一套产权，能提供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而掠夺或剥削论则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界定的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或阶级的收益最大化，即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进行掠夺和剥削，难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虽然这两种理论所说的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能找到佐证，但它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国家形式。诺斯将已有的契约国家理论与掠夺国家理论结合在一起，用暴力潜能论来解释国家的存在。所谓暴力潜能论就是当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时，便产生契约型国家；反之，如果暴力潜能分配是不平等的，那么便出现掠夺型国家。因而他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建立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的结构，以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产权结构的框架内通过输出国家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供给、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问题在于这样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因为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他就不会始终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一冲突，才使得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国家的兴衰也源于此。为此，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3）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三大理论支柱就是意识形态理论。前面介绍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都是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定之上，即行为主体的行动都是根据成本一收益的计算来做出的。然而诺斯认为，没有意识形态理论，那么起码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是制度变迁中如何克服“搭便车”的难题；二是因订立和实施作为制度基础的合同规则的成本极大，而使制度根本无法运转。因而，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理论。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①的，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在观察世界时的理性认识与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经验与它不符，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由此看出，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影响是强有力的。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可见，“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例如，在界定和执行产权的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不能用产权来解决“搭便车”问题，这时就要靠意识形态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如果集团的每个成员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具有共同的利益，就容易组织起来实现集团的目标；反之，如果存在分歧的意识形态，利益目标又不相同，则在集体行动时，就有人不承担任何代价而享受集体行动的利益，“搭便车”现象就不可避免。对此，集团可通过宣传教育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对集体行动的“虔诚”，以及对“搭便车”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诺斯还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使人们不再按成本一收益的享乐主义的个人计算来行事。当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违反规则和侵犯产权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时他们就不会那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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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运用经济学理论阐述经济变迁和体制变革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对策论的扩展与深化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理性预期与政策效应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信息不对称与激励机制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重大的突破卓越的贡献
——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社会选择、贫困和经济发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当代西方开放型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经济理论与计量模型的有机结合和普遍应用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非对称信息理论与市场均衡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计量经济学家再次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经济周期的根源和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博弈论：增进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理解的理论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宏观经济政策短期与长期的关联和跨期权衡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机制设计理论与最优资源配置的实现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活动区位理论的新发展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经济管理学从“边缘”走到“前沿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搜寻和匹配理论：市场失衡分析的理论基础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政策变量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什么角色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稳定匹配：从理论到实践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