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库马西市，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管理学硕士学位。
　　196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86年升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人事工作。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安南负责同伊拉克谈判关于释放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人质问题。此后，他同伊拉克进行了“石油换食品”的谈判。安南1993年3月出任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主管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曾作为负责前南斯拉夫地区的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和赴北约特使，协调有关国家的关系。
　　1997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他担任联合国第7任秘书长。其间，他亲赴世界各地干预冲突，1998年赴巴格达进行斡旋，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2001年10月，安南与联合国同获当年诺贝尔和平奖。

　　联合国第7任秘书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科菲·安南在《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里以生动和坦诚的笔调描述了他进入联合国后和处于世界舞台中心的政治生涯，与大家分享了他在“9?11”，美国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中东和谈，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残酷冲突，科索沃、东帝汶、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等等事件中的独特经历，再现了一个个或催人泪下或惊心动魄的场面，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深刻分析“现代战争史”时也坦率地承认了联合国一些维和行动的失败。安南敏锐地察觉到了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大力推进联合国的改革，使其从只能适应冷战格局发展到开放地迎接全球化时代。他引领着世界抗击贫困和艾滋病，敦促非洲国家厉行法制，他深知经济发展才是消除冲突、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作为一本展现了全球视野的个人自传，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回忆录，不如说是一本世界秩序指南；而安南本人也是书写现代世界最权威的“战争与和平”的不二人选。

　　许多政治人物将传记写得笼统而含糊，安南却站在一个维和者的个人角度来看待危机；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国际外交面临着巨大挑战，安南使我们对此有了深入的了解。
　　——《书单》杂志

　　疗治世界的痼疾需要怎样的努力？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本书以亲身经历汇报了冷战后联合国的维和工作。
　　——《华盛顿邮报》

　　既是自传，也是历史教科书，书中细数了安南先生与世界领袖的个人交往。
　　——里克·格拉德斯通，《纽约时代》

　　一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值得一字一句地细读。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安南见识更广。他借工作之便，结识了各国领袖和外长。有些读者喜欢在书中寻找英雄和坏蛋，这本书里就有许多……本书会激励年轻人奋而反抗这个世界上灭绝人性的残暴。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多年工作的教训总结，以亲历者的个人口吻讲述。
　　——《柯克斯书评》

　　第一章 独立
　　非洲的开端
　　我的父亲亨利?雷吉纳尔德?安南本性上不是一个叛乱者。他是一家欧洲贸易公司驻加纳的主管，一个共济会会员；在一种部落文化和祖先崇拜的氛围中，他坚持做一个虔诚的安立甘教徒（即英国国教徒）。他又是一个急剧变化时代的世袭酋长，因此，他不是一个立场分明的人物。然而，他还是给他的每个孩子取了一个非洲名字，在20 世纪30 到40 年代的黄金海岸，对于像他这样背景和地位的人来说，这的确是相当出位的举动。在他眼里，在认同自己是非洲人与外表上显出是个欧洲人之间、在做一个民族主义者与做一个传统主义者之间、在倡导政治变革与坚守尊重、尊严、纪律和敬业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支撑了他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但是，就他为他的5 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娜娜?艾西、艾西、科菲?阿塔、埃弗亚?阿塔和考比纳来看，他正确无误地断定他的孩子们未来将享有一个自豪的、独立的非洲。
　　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称他为“H. R.”。对于他来说，跨越与回到原点是他的生活、遗产和政治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东西。H. R. 拒绝在急剧变革与保持现状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部落与国家之间、在芬堤族与阿散蒂族之间、在非洲与欧洲之间作选择。相反，他坚持认为，唯一一种通往自治的可持续变化，应该是那种尊重加纳人民光辉遗产，并确保一个平衡社会得以自力更生以获得独立的变化。他力图作为社会的栋梁建设一个超越部落、阶级和职业的多元化国度。
　　身为一名商务主管，他每天身穿深色开领西服与欧洲经理们共事，而在我祖母一大家子人生活的库马西老家，他也是个守旧派人士。当时社会上的人们非常认同部落和村庄，但他的父母却分别来自芬堤族和阿散蒂族，而他本人所娶的妻子既有芬堤族人，也有阿散蒂族人。H. R. 娶了4 个妻子，她们为他生了5 个孩子，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兄妹，即埃弗亚和我。
　　家父是联合非洲公司的一名主管，该公司是英荷多国公司利华兄弟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利华兄弟公司后来成了联合利华公司，也成为全球共知的企业。由于他职业的缘故，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不停地搬家—从库马西到阿克拉和贝克维，从科佛里图瓦到恩沙旺和恩卡考。由于这种不断搬家的经历，我对加纳的任何地方都不感到陌生。我的生母露丝与我的同母异父妹妹埃乌拉?埃弗亚住在开普海岸。我的孪生姐姐埃弗亚?阿塔和我都没怎么见过乌拉?埃弗亚长大的情形，一直到我十来岁时到开普海岸的寄宿学校就读。而在整个这段不停搬家的时期里经常有的重要事情是回库马西老家，我时常回那里并见到我们家祖孙三代的亲戚们。在我童年时期的许多重要关头，总会有一些人前来给予我指点和关爱，那时他们会用一些传统谚语来表达微妙的信息。比如“当别人咬着你手指的时候你不要去打他的头”，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即使在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依然是相互制约的。
　　我们家里每天都会有新的面孔、不同的语言或部落传统出现，这给我们上了一堂堂生活课，让我们认识到了文化和民族的糅合是多么丰富多彩。其结果是，我们在一个部落社会中养就了非部落的秉性，在一个极端动荡的时代成长为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在一个选边站的年代成长为妥协调停派。
　　在20 世纪30 和40 年代的黄金海岸，这块地处西非的英国小殖民地因为闹独立而精疲力竭。这是黄金海岸的一个黎明岁月，它最终将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改称加纳。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将经历一次文化和社会的彻底变化。在我10 岁时的1948 年，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在我成人的时候，加纳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开启了非洲解放的先河，这场解放运动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16 个新的非洲国家带进了联合国。
　　对于加纳人来说，这些岁月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期盼，我们憧憬非洲将开始腾飞，我们最终有了一个将为我们自己创造一切的机会，我们曾谴责殖民政权剥夺了我们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个人的成年与这场独立斗争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具有一种超越部落、意识形态或赃物分配（这在许许多多其他的非洲社会里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规矩）的意义和目标。随着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加入这场斗争来造就独立，整个社会都动员了起来。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会被投入监牢，但以后将昂首成为总理、法官或军队首脑。
　　在加纳，非殖民化过程主要被界定为一场国内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而非一场黑人反对白人的斗争。蚊子在其中起了某些作用。虽然奴隶贩卖繁荣了几百年，但由于疟疾和黄热病盛行，加纳的白种人非常少。因此，这是一场加纳人内部激进派与渐进派之间的斗争—家父成为渐进派中的杰出人物，这个派别寻求通过稳健的、审慎的变革来促进变化。加纳独立斗争的特性就是这种在传统与现代、受教育者与劳工阶级、阿散蒂部落与沿海部落之间的二元对立。如同在许多其他非洲殖民地一样，开始比较深刻地质疑殖民统治不公平的人是那些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英国军队后又回国的军人。他们目睹了与他们一起战斗并流血的英国士兵获得的丰厚薪水、土地及其他在非洲的福利——这些对于非洲人来说是绝无可能得到的。这些退伍老兵与加纳职业阶层中的领袖人物（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一起发动了一场独立运动。作为社会中的保守派分子，按定义来说就是那些即使在殖民统治下也拥有地位、财产和特权的人士，他们寻求一种谨慎的、有秩序的体制变革。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的独立口号就是“一步一步来”。
　　正是这个团体组成了“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他们推举一位热情似火、慷慨激昂的活动家夸梅?恩克鲁玛担任这个政党的总书记。恩克鲁玛出生于加纳一个较小的部落，是一位乡村金匠的儿子，他曾前往美国和英国求学，他给加纳的独立事业注入了一种躁动不安和激情澎湃的特性，这种特性最终不能容忍加纳精英分子的渐进主义节奏。这些精英们对恩克鲁玛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姿态，对他们认为是他哗众取宠的做派持一种鄙视的态度。恩克鲁玛对这些人感到厌倦不已，他脱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另建了“人民大会党”。然而，恩克鲁玛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躁动不安，他还具有强烈的战略意识和高超的组织民众的能力，他远远胜过以前的同僚。不久他就成为加纳独立运动无可争议的推动者。
　　家父是少数几个在欧洲公司担任贸易主管的非洲人，他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重要成员，还是阿散蒂国王的好朋友。对家父而言，这是一个需要细心平衡的时刻。在那些天里，我们的家成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高级成员的聚会场所—而在我家街对面的公园里，恩克鲁玛派的活动分子也会举行聚会。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受到了家父在家里与朋友们谈话的深刻影响。但在同时，我又被恩克鲁玛“现在就独立”的充满激情和紧迫性的号召深深吸引住。他当时发表的一些宣言—如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我们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引起了我巨大的共鸣。
　　所有这些都以一种只有生活经验才能做到的教育方式使我明白，和平的变化—甚至是变革—是有可能的。在观看了迄今为止第一位加纳裔警察总监（也是第一位加纳裔军队总司令）宣誓就任的典礼后，我忽然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我那一辈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洋溢着一种自豪感，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机遇感。这种对变革性改变的信念从此永远扎根在我的心里，正是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我开始了前往美国和欧洲的求学历程，以及随后的早年工作生涯，如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经济委员会，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以开罗为基地的联合国紧急部队，还有在加纳的旅游开发公司。
　　在加纳，如同在其他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非洲国家一样，争取独立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全国运动的产生，这种运动与较传统观念上的党派政治截然相对。在独立之后，领袖们主张人民应统一在同一个全国性组织之下，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会产生一个一党制国家。“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与恩克鲁玛关于独立之时机和方式等方面的观念完全相对的主张，还代表着一种对较传统价值观和做法的更深的信念，这些传统和做法在普通加纳人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对加纳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双方都尽其所能寻求最广泛的民众支持，也因此从来没有只着眼于部落根基，这就使国家免受了部落冲突的创伤，而这种部落冲突使非洲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饱受磨难。
　　“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与恩克鲁玛之间在观念和经历上的区别在加纳内部也有所反映，即集中生活在沿海和北部地区的部落与生活在加纳中部地区以库马西为首府的阿散蒂人之间颇有不同。虽然我的家庭是芬堤人与阿散蒂人通婚的产物，我却出生在库马西，而阿散蒂居住的内陆地区也是家父保持影响力和开展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由于阿散蒂人长期以来就享有一种广泛的自治—也没有沿海地区习以为常的那种与欧洲商人和欧洲士兵日常交往的经验—因此，比起其他那些加纳部落来，他们对于种族主义欧洲对待非洲人的诸种偏见和傲慢不是那么特别在意。
　　在库马西，人们没有像阿克拉人那种对欧洲商人低三下四或自愧不如的感觉，也没有多少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相反，那里的人对自己的王国和自己的武士精神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个勇猛的王国在1902 年归降并被并入殖民地之前，其抵抗英国人的时间比那些沿海部落整整延长了一代人。与加纳的沿海部落不同—甚至更不同于那些被大批欧洲殖民者统治的东非—阿散蒂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束缚感，不觉得自己不能做这些或那些事情。
　　尽管阿散蒂人以能够抵抗英国人并统治其他部落的好战民族著称，在阿散蒂自己人内部，他们非常注重妥协和谈判。事实上，阿散蒂国王没有自己的军队，每当发生战争和危机之时，他不得不召集内部各部落和部族来让它们提供军队。
　　这种政治说服和通过对话谈判来为前景更广阔的事业作贡献的传统，深深扎根于加纳社会，并强劲地贯穿于人们和平共处的历史中。后来，在独立之后，当家父被任命为阿散蒂地区的地区政务官时，他得以发扬这一传统，从而谨慎地在国家利益与阿散蒂国王（他与阿散蒂国王早就建立了历久弥坚的友谊）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共和政府的现代方式必须与传统的权威结构相互融合。作为一个始终坚信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共处共存的人，他对此的确是轻车熟路。
　　家父在许多方面体现了这种立场所允许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在他所处群体中领头的专业人士，他与共济会和安立甘教会关系密切。他与联合非洲公司的欧洲主管们共事—作为一个专业伙伴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在那些牢牢保持着控制欲和优越感的欧洲人眼里代表着非洲商人，这些欧洲人只是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地平线上出现了变化的维度。
　　家父作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他的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他也对一家殖民公司保持着他职业上的责任，他要同时做好这两件事，必须有耐心、沉着的性格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审时度势的才能。由于英国经理们在一边，而加纳革命者在另一边，他就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平衡他的价值观和责任心，同时又绝不牺牲自己的尊严。他是一个非常律己的人，不能容忍软弱和胆怯。
　　就此而言，家父代表着一种扎根更深的文化传统：忍耐、谈判与和解。在加纳人眼里，非洲式的树下闲聊始终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是在部落和宗教派别之间保持相对和平与和谐状态的一个渊源。我们在树下见面，谈话，寻求妥协，解决争端，消除分歧，促进团结—这就是“闲聊树”的意思。当然，与这种传统共存的是，几百年里，当无从达成妥协而军队已部署开来时，阿散蒂人与其他部落之间也发生过战争。更近一些的事实是，在共和国成立最初的几十年里，一系列的军事政变毁坏了国家，阻滞了它的发展，反映出了我们不能继承遗产的无能。
　　但不管怎样，即使在21 世纪的今天，在枝繁叶茂的闲聊树下谈话的行为，在加纳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如果你们遇到一个问题而找不到解决方案，那么，你们明天再见面接着谈，直到你们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你可以不同意某种行为或某个立场，但你不能意气用事地把对手说得一钱不值。这种观念扩展到传统的酋长与其所属部落之间的关系中—当出现滥用权力或傲慢无礼的事情时，将会有一种问责制度，其中包括让那些失去部落民众信任和尊重的酋长下台走人的做法。
　　在13 岁前往就读寄宿学校的时候，我经受了一系列大事情的影响，这些影响将为我的自信心、宽容心和律己性格的形成奠定基础。我从家父那里学到了一些道理，明白了即使在诸如决定国家独立这类历史转折点上也可以保持一种独立的思想，在人们都认为是确定的和绝对的情况下也必须保持一种批评的眼光。他教导我，当其他人坚持选边站、坚持非此即彼态度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一种更切合复杂世界之真实状态的途径。他自己的生活已被界定为在部落、语言、地方和目标中与各方面的共存—一种可以将非洲带向新开端的遗产和希望的融合，其核心乃是尊严。
　　我是开普海岸姆方特西皮姆寄宿学校1957 级加纳“独立班”的学生，对我和我的同学来说，我们国家的政治和命运从来没有远离我们的心灵。姆方特西皮姆最大的贡献是把来自加纳各部落、各地区的男孩集合到一起，把我们所有人培养成这个新生国家的年轻公民，但尽管如此，学校的生活却反映了在激进民族主义者与渐进主义者（即当时所谓的“民主派”）之间的更广泛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当时我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姆方特西皮姆是加纳最古老的男生学校，它由卫理公会创建，虽然采用标准的英国课程体系，但已经由非洲人管理经营。我们身穿短袖上衣和短裤的卡其校服，不系领带—只有星期天例外，在星期天，我们不光打领带，还穿白色西装。每天早晨，我们集中在一间空荡荡的大厅祈祷；在星期天，祈祷的时间更长些。一切都是斯巴达式的：小小的木头桌子、石块地面、光秃秃的墙壁、波纹铁皮屋顶，犬儒主义和品学兼优将得到奖赏。
　　老师努力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但争取独立的斗争却依旧渗透到每一堂课、每一次讨论和每一次操场辩论中。我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是角色扮演，即模仿我们的长辈就独立的方式和时机进行辩论，辩论双方各有不同派别的支持者。我们甚至举行了模拟的议会选举，而我作为“反对派领袖代表”则在与激进民族主义者对手的辩论中宣扬渐进主义主张。我很快获得了“民主派安南”的绰号，它反映了我坚定站在民主派一边的立场，当然，这个立场也正是我父亲公开所持的立场。
　　对于一些急切想显示权力和权威的年轻人来说，学校固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待的地方，我无疑与我的同学们一样钦佩恩克鲁玛的勇气和韧劲。这些年我们目睹了巨大变化的发生，英国总督突然走了，不久，一个加纳人成为了总统，而我们也由此坚信，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将是可能的。
　　当我离开姆方特西皮姆极具挑战但也颇为亲切的环境而前往库马西读理工大学时，我带走了那在一个急剧变化（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乃是不可想象的变化）的时期对政治和辩论的激情，这是最最重要的。在库马西，我参加了加纳学生会，不久之后，我作为该会副会长，受邀代表加纳大学生出席在塞拉利昂召开的一个大会。来自西非地区的男女青年们在会上热忱万分地讨论他们国家的未来、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在独立后将出现的状况。
　　在听众席里，有一位来自福特基金会外国学生领袖项目的代表。这个项目旨在从发展中国家挑选一些具有领袖才能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机会去美国留学，随后让他们回国帮助他们的独立国家。这个项目给我提供了一份去明尼苏达州马卡莱斯特学院学习的奖学金—明尼苏达州的气候、社会氛围和人种构成与我的祖国加纳似乎差别不是太大。我的家人想象着我将带着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回来为我们的新国家做大事情的情景。我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在我的心目中，受教育是与服务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与我的父母一样，我此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刻离开加纳将是近乎永久性的离开，我也从没想过美国在那么多方面将挑战我的思维。
　　尽管我有幸在一个安适稳定的家庭中长大成人，又上了一所让我对知识和理解之力量大开眼界的学校，但我还是不能幸免于殖民主义遗产及其基于种族的等级制度的荼毒。一次经历来自于家父的雇主—而这次经历也触发了我与父亲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在我早期的职业生涯里，当我还服务于驻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期间，联合利华公司（我怀疑是在我父亲的请求下）与我接触，雇我为他们在非洲工作。然而，他们不是把我派到加纳，而是建议我到尼日利亚为他们工作，原则上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具体到细节上就很可恶了。我是驻外人员，是派驻尼日利亚的加纳人。但在公司眼里，我却是一个“当地人”。因此我回绝了他们提供给我的岗位。这不是我作为一个非洲专家开始我职业生涯的方式。然而，对家父来说，我的拒绝令他极其失望。他说，“接受这个职位吧，从体制内去争取平等待遇”。我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就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继续把我当下等人对待。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日内瓦待了两年，开始是在国际问题研究院，后来是作为P-1（即联合国体制内最低等级的职员）在世界卫生组织供职。在日内瓦，我发现了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性氛围，此时我仅24 岁，但是已经在非洲、美洲和欧洲3 种不同的文化中生活过，我开始明白具有这种氛围的社会对我来说意味着某些不同于家父那一代人所遭遇的东西。
　　尽管如此，为我所属的非洲大陆之未来作贡献的愿望是我生命和职业生涯中一个时时重现的主题。1965 年，在日内瓦为世界卫生组织服务三年之后，我加入了“非洲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负责促进非洲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联合国机构。在那些年里，亚的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简称）让我想起了我青少年时代遇到的加纳独立斗争—这个地方正全心投入非洲统一事业，新一代非洲领导人云集此地，为非统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能量。这是非洲统一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受夸梅?恩克鲁玛观念的影响。
　　1963 年，当非洲统一组织创建之时，最初的成员国包括了33 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独立并加入该组织，成员国数目不断增加。在1960 年的一年中，就有17 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而非洲独立国家的数目到今天已增加到了54 个。在这段时期内，我目睹了来来往往的各种人物，不仅有新任的总统和总理，还有一些解放运动的领袖和自由战士。所有这些领袖们都成群而来，力图规划非洲的未来，确保整个大陆彻底解放。你可以感受到空气中都洋溢着激情。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令人激动的岁月，它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亚的斯城的边上，在这里，我们全神贯注地探索，为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其中包括地区的和次地区的一体化或至少是合作。我记得我们在经济委员会内部的谈话集中在改善基础设施、发展能源、修筑道路、扩大铁路网络以便列车能不受滞碍地跨越国境。我当时丝毫不怀疑，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和管理，非洲就能够腾飞。
　　非洲的发展道路起初有许多错误，今天在分析这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现象时，被广泛承认的阻碍非洲发展的两个主要问题是能源和基础设施。如果我们记得40 年前人们就非常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从那时起非洲人为糟糕的管理所付出的代价有多惨重。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专家认识这些发展障碍并找到消除它们的办法是一回事；而要领袖们超越他们个人私利去动员他们所处社会的资源来推进公共利益则是另一回事。
　　我利用休年假的机会以斯隆奖学金（由斯隆基金会提供的助学金，支持学员职业中期再深造，学员毕业后将被授予代表高级管理或高级领导能力的硕士学位）学员的身份赴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于1971 年获得了我的硕士学位，随后我回到了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但我继续寻找重返非洲的机会。不久，我便受邀前往管理加纳旅游部下辖的加纳旅游发展公司，我于1974 年11 月开始在那里任职。我的职责目标是通过鼓励投资、兴建沿海宾馆、开办免税商店等吸引旅游者前来观光购物，以振兴加纳的旅游业。然而，我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因军事政变而走了形的加纳。这个国家现在生活在军人统治的浓重阴影之下—可以说，它在麻木不仁的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的双重折磨下日益虚弱。
　　如果仅仅是官僚主义障碍的问题，我怀疑我可能还会继续待在加纳，并力图从内部来改变制度。在任何官僚体制内，最大的束缚无疑是一帮官僚无事自扰、自我束缚—加纳也不例外。我带着我的发妻蒂蒂?阿拉基加和我的两个孩子阿玛和科约回到故乡，受到了亲朋好友的热情拥抱，并立志帮助祖国促进经济繁荣。然而，军人当局开始向公共及私人事务、媒体、文化等各个领域施加淫威。结果，经济逐渐趋于停滞不前。这种行为准则和糟糕的决策加在一起，阻挠了任何开拓进取的尝试。
　　我在官僚主义惰性、糟糕的管理和军人统治等各种因素中看不到有什么因素可能推动加纳（以及非洲）进步。在40 年以后的今天，当新一代人正在起而反抗这种遍布非洲大陆的腐败合谋统治之时，我明白了我们这些前一代人内心的挫折感和年轻一代人所怀理想的力量。
　　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面对那些我无力改变的势力，我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我将不得不在我的祖国之外寻求我的职业生涯。我在加纳的经历加强了我想为一个国际组织效力的志向，我知道，我的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依赖于国际组织的建议和支持。我意识到，对我来说，为联合国工作是我为我的国家和我的大陆效劳的最佳途径。从那时起，联合国将成为我的家。
　　……

序言 干预之弧
前言 和平卫士.和平使者
第一章 独立非洲的开端 
第二章 信守诺言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在一个到处是内战的世界里的维和考验 
第三章 主权与人权科索沃、东帝汶、达尔富尔和保护的责任 
第四章 人民的联合国改革全球治理与恢复法治 
第五章 大陆的命运非洲战争，非洲和平 
第六章 重新定义人类安全全球抗击贫困与“千年发展目标” .
第七章 世界的断层线中东和谈 
第八章 “9?11”战争恐怖袭击、阿富汗、伊拉克和处在崩溃边缘的联合国 
后记 一位现实主义者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