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执教二十余年，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地方文化史研究之余，多年来致力于名人传记的写作，已出版传记作品二百多万字，主要著作有《熊庆来传》《李广田传》《楚图南传》《袁嘉谷传》《云南名人的青少年时代》等。曾多次获全国及省级奖励。

　　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之国脉，十几所院校和研究机构战时先后迁入云南，昆明一时间人文荟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全国相当数量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知名人士，都在云南这块偏僻的红土地上会集了。他们不失民族气节，甘于艰苦，甘于淡泊，朝夕系念着教学和科研，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才而作着不懈的努力。在他们心目中，无论环境如何艰苦，无论敌人如何摧残，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让民族的“学术生命”倔强地存活下去。《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挖掘出大量新史料，超越以往关注西南联大的视角，观照更广阔的时空，更多的学者文化人的群体，以丰富的细节再现彼时大西南弦歌不辍、延续民族文脉的精神坚守之状貌，给今人留下了无尽的怀想。

　　“战国策”派的一位主将——林同济
　　林同济是这第一批到昆明的外省人中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他是被熊庆来校长从天津的南开大学聘到云南大学担任文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经济系主任的。
　　个头不高的林同济1906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望族世家，此时也不过三十一岁，可是就已经有一番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经历了。到了昆明之后，他又一再发表坚定抗战的言论，并与雷海宗、陈铨一起合办了《战国策》半月刊，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一场文化学术思想浪潮，表达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他们被人称为“战国策”派。
　　林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身为前清进士的祖父给予了他很好的童年启蒙教育。在举人出身的做过民国司法官员的父亲影响下，聪颖的林同济打下了深厚古文功底。刚满十四周岁时，开明的父亲就把他送入新学堂学习，让他在接受更多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接受西学启蒙。1922年，林同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饱受中西文化的浸染。192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公费赴美留学，进入安阿伯密西根大学学习，主修国际关系与西方文学史，侧重研究社会政治思想。两年后他顺利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院政治系学习两年，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他继续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边读博士边担任该校东方学系讲师，并兼任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米尔斯学院“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师。这期间，西方思想界掀起的“尼采热”的浪潮，给林同济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3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林同济获得了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日本在东北的扩张》答辩十分成功。1935年，林同济归国任教于天津的南开大学，被聘为政治系教授兼经济研究所导师，同时并被聘担任英文刊物《南开社会经济季刊》主编。
　　青年林同济立志“做个思想家”，一是因为从小就被祖父灌输了中国传统推崇的“三不朽”中“立言”是最高的、最可久远相传的思想，二是受西方推崇的“思想家是最有为的政治家，因为它控制着人们的灵魂”的观点的深刻影响。他学成归国后，便效仿费希特《告德意志人民书》的风格，着手构思写作一部批判中国文人性格的著作。可惜，抗战的爆发使他的写作中断了。
　　就在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在庐山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亲自主持座谈讨论。全国有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应邀出席，林同济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著名学者胡适、陈岱孙等均在受邀之列。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将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支持，让他们为抗日战争作好准备。会上，蒋介石宣布对日全面抗战。蒋介石表示，中国只有抗战，更只有抗战到底。会议结束时每个与会者都被“邀请”加入国民党。当时要拒绝那个“邀请”是很难的，因为是蒋介石在亲自主持座谈会。但是林同济拒绝了，他历来的信念就是“君子不党”。
　　林同济到云南大学任教时，是独身一人来的。他新婚才一年的美国籍妻子黛南?格雷还留在南开大学。黛南是林同济留美期间兼任米尔斯学院“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师时的学生，她仰慕这位儒雅的才识出众的来自中国的讲师，两人相恋了。黛南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受父亲影响，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是增进黛南与林同济的感情的一个因素。林同济与她1936年在东京相聚成婚，但特意把婚礼庆典安排在中国举行。随后，黛南也到南开大学教授英文。抗战爆发后她辗转逃到上海，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躲过了日本人的迫害。
　　林同济一生对从政当官毫无兴趣，但对国家、对政治却非常关心。他同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学成归国，想以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林同济为自己设计的角色是一名独立于政治权威的公众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站出来为大众说话，如有必要时还要向当权者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成了他一生的信条。
　　1937年秋，林同济到云南大学就任文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经济系主任后，除主理学院及系里的事务、给学生讲课之外，还很快就开始在云南舆论界发出了他的声音。11月28日，他在《云南日报》发表《抗战成绩的一个估量》的文章，就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而于11月20日移驻重庆一事，表明自己的看法：“国府移驻重庆，不是仓惶之举，乃是筹定之计；不是退缩，乃是决心；不是抗战的临终，乃是抗战的正式开幕。大陆国的农业民族所以抵抗工业化的岛国侵略者，奉有其特殊的战略在。此后抗战形势的展开，必将要益显出此种特殊战略的性质。”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说：“我们唯一的任务，唯一的国策是战！战！战到底！”
　　几个月后，1938年3月间，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由重庆来到昆明，在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会上讲了一席话，林同济听后感触尤深，他在13日《云南日报》发表的《论中等以下教育之重要》一文中写道：“张伯苓先生……说了几句话，意义特深：‘敌人杀得愈横暴，我们干得越起劲。抗战局面愈紧张，我们教育的推进愈要积极。高等以上的教育必须推进，中等以下的教育尤当推进!’这位身高六英尺六十三翁，四十年前是个创办中国教育的先锋，直到今天，仍是教育界的巍然领袖。上面的几句话，活现出此老勇往迈进的精神，并指点出中国此后教育开展的方向。”
　　接下来，1938年4月16日，云南各界民众代表二千余人举行讨逆宣传大会。林同济在会上发表了演讲，详细论述了对于汉奸之认识、汉奸产生的原因、铲除汉奸的方法。
　　一个星期后，云南省各界热烈举行反侵略宣传大会，出席的有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约二千人。云大校长熊庆来做大会主席，林同济和另外几位知名人士作了演讲，表达了同仇敌忾的激情。
　　这些文章，这些演讲，都让人感受到林同济那满腔的爱国激情和鲜明的民族主义情怀。1938年9月18日，林同济在全省各界举行的“九一八”国耻七周年纪念会上又热情地发表演讲说：“‘九一八’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悲剧，同时也是一幕大壮剧。因为它给我们的刺激太大！试想东北三省土地之大，为德、法两国土地之和，而数日之间，就完全沦陷，真是创巨痛深。从此，全国才有深刻的觉醒，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九一八’后，大家的眼光才转变，一致对外。所以‘九一八’给我们的教训，可以说是树立了新的政治观，就是目光对外的政治观，才认识国防的重要。”
　　林同济的这些文章和演讲在昆明大后方不断地在产生影响。不过，林同济更大的影响，是他作为“战国策”派主将之一，出现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视野中。
　　1938年夏天，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后，让林同济遇到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友人。这一年，联大教授雷海宗主办的《今日评论》在昆明创刊。他邀请林同济、朱光潜等人参与编辑。时间不长，《今日评论》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成为后来“战国策”派的基本力量。
　　在西南联大带来的那种学术氛围影响下，林同济开始考虑办个刊物，想通过刊物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用充分的表达和鲜明的观点，掀起一场文化学术思想运动。1940年4月，林同济与陈铨、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半月刊创刊，迅速得到联大、云大诸多学者的支持。贺麟、朱光潜、冯友兰、陶云逵、沈从文、费孝通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战国策派”因之而得名，这二十六位“特约执笔人”被称为“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林同济被公认为“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他提出的“战国时代”、“尚力政治”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战国策》也是因同那篇著名的、很有争议的文章——《战国时代的重演》而得名。
　　刊物创刊后，主持人是林同济和何永佶，何是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秘书，他说动了缪云台出钱支持刊物印行。后来，因空袭频繁、印刷困难、物价飞涨等问题，刊物于1941年4月宣布停刊。而后，林同济得到设在重庆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支持，从1941年12月开辟了《战国》副刊，每周一期，编辑部设在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直至1942年7月，共出版了三十一期。
　　“战国策派”的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们，有着迫切的“救世之心”，他们的初衷是“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旨”，致力战时的文化重建。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的民族。他们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要重新铸造“民族精神”，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他们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这一点后来被一些人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加以指责，甚至进行强烈攻击。这也成了林同济等人后来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罪证”。
　　林同济对学术的追求、对政治现实的关注始终是执著的。从1941年5月下旬开始，在林同济的主持下，云大政治经济系为增进学生对现代学术思潮及问题的认识起见，特举办三大系统的学术演讲，包括：1.现代思潮十讲，2.中国问题十讲，3.各国情势十讲。先举行现代思潮十讲，聘定十位主讲人为雷海宗、冯友兰、肖蘧、潘光旦、吴宓、陈序经、陈铨、贺麟、王赣愚、林同济。另外两大系统聘定主讲人钱端升、陈岱孙、陈达、陈雪屏、何永佶、王信忠、伍启元等，并决定在每系统演讲完后，即将各讲演词由政经系汇编成册。这一阶段，林同济的代表作主要有《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等。
　　1942年，林同济的婚姻生活不幸以“悲剧收场”。随着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美国籍妻子黛南?格雷躲在上海的那座避难所也无法保留了。此时，急于赶到昆明和林同济团聚的黛南，只身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有时走路，有时骑马，历尽艰险，在路上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见到林同济时她已感身心交瘁，接下来她又完全不能适应昆明的环境。这里没有自来水，蚊子很多。黛南得了慢性腹泻和急性疟疾，健康出了问题。几个月后，她的身体可以说是被拖垮了，而昆明的医疗条件又极为糟糕。于是，林同济不得不痛苦地建议她回美国，觉得“这是唯一救她的法子”。同时，考虑到黛南还很年轻，而两人再相会的机会也许非常渺茫了，林同济提议离婚。黛南在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后，最终也同意离婚。她离开了昆明转道越南回到了美国。此后一段时间里，林同济得了严重十二指肠溃疡。他的弟弟林同奇认为——“婚姻生活的悲剧收场肯定是个重要的诱因”。
　　这时，复旦大学已搬迁到北碚这个重庆旁边的小镇，林同济的父亲已在复旦教授民法，一家人都到了北碚，于是，身体状况不太良好、内心痛苦的林同济也离开了云南大学，转入复旦大学担任比较政治学教授，得以在北碚常与家人团聚。
　　……

《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

引言

第一章 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昆明的外省人
一、古典文学专家施蛰存
二、青年“明史学家”吴晗
三、“战国策”派的一位主将——林同济
四、“不被云南人欢迎的”文学评论家李长之
 
第二章 高等学府的两位领航人
一、西南联大常委主席梅贻琦
二、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

第三章 蒙自南湖边来了一群文人
一、初到蒙自的联大师生
二、爱上这座小城的朱自清
三、“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 
四、在南湖边沉吟的陈寅恪
五、“天南精舍”七教授
 
第四章 两位才女的“昆明缘”
一、林徽因两度到昆明
二、在昆明住过两个春秋的冰心 

第五章 大师们的“雪泥鸿爪”
一、赵元任来去匆匆
二、曹禺亲自执导话剧
三、巴金的昆明之恋
四、为友情而来的老舍
五、徐悲鸿开画展劳军

第六章 联大师生中的作家、诗人
一、穷得有骨气的朱自清
二、寄寓云南九年的沈从文 
三、把昆明视为“第二故乡”的冯至
四、“不只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的李广田
五、悲壮的“九叶诗人”穆旦 
六、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汪曾祺 

第七章 苦难中的学界大师
一、“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的陈寅恪
二、幸遇“从不易得的群英会”的吴大猷
三、岩泉寺中静心写作《国史大纲》的钱穆
四、六年“闭门精思”的陈省身
五、隔帘而居伏首搞数学的华罗庚

第八章 早期的“民盟”贤达们
一、奋力推动民主运动的楚图南
二、用生命写下绝笔的闻一多
三、从学者变为民主斗士的吴晗
四、在昆明度过“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的费孝通
五、学术生涯从这里起步的吴征镒
六、激情诗人光未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