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为九省通衢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01年晚清新政以后，清政府在此创设新军第二十一镇，并创办多所新式军事学校，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从事军队工作提供了条件。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曾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后来又成立日知会，但都先后消失。此时，则主要是新军革命志士组织的群治学社和会党组成的共进会在活动。蒋翊武和刘复基到武汉以后，充分发挥这里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地打开了湖北革命的新局面，推进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为后来武昌起义的发动与胜利奠定了基础。
首先，蒋翊武担任了群治学社机关报《商务报》的采访员，积极为之撰稿，鼓吹革命，随后经人介绍入新军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在武汉立下脚跟。1910年春，群治学社因谋趁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之机起事，未发而败，《商务报》被封闭。是年7月，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蒋翊武和刘复基先后加入，并成为骨干。不料，振武学社又于10月被破坏，领导人杨王鹏等被开除军籍，“社员星散”。“团体几殆”，“乃以蒋主社事”。
蒋翊武接手振武学社后，鉴于团体的一再失败，“欲求一完善保全之策，遂以研究文学为由，更名文学社”，并于1911年1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蒋翊武被举为社长。文学社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武汉革命力量的发展和统一，对于武昌起义的发动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如《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一文的作者王建中所说，其“影响弥漫军界，即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汉首义之一原动机关也”。而作为社长的蒋翊武，则对于这一“原动机关”作用的发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是健全了文学社的组织机构。社内设有参谋、总务两部，部下设侦探、联络、调查、庶务、会计、纠察、惩罚各科，并在新军每标、营设一代表。
二是大力发展组织。文学社除要求各标、营代表分别发展社员外，还设立了武昌各军校代表以发展力量，又派人员分赴上海、江苏、安徽、湖南、两广、直隶、云南、东三省各地运动，以扩大革命力量。仅几个月时间，其“细胞组织已布满了湖北新军各镇、协、标、营、队，在士兵中社员占了多数”，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也归并进来，“不数月，势力膨胀，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社员已达到三千余人。
三是加强革命宣传。文学社成立后，将詹大悲等所办的《大江报》作为机关报，免费发送各营、队，该报文章，揭露清政腐朽，鼓动革命士气，振聋发聩，影响极大。
四是联合共进会，统一革命力量。其时，孙武领导的共进会也是一个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组织，为了进一步扩张革命势力，团结一致，蒋翊武排除顾虑，服从大局，决定与共进会实行联合。为此，他派刘复基前往洽谈，并偕同其多次拜访孙武，开诚布公，消除成见，终于达成一致。9月14日，双方达成合作协议，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统一了湖北的革命力量，并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夺取武昌起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是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做出了发动武昌起义的决策，并组织了起义的总指挥部。1911年7月，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反清革命在中心转移到长江重镇武汉。不久，谭人风来武汉视察，与蒋翊武等会见。随后，蒋派詹大悲赴沪，与宋教仁等接洽，取得了同盟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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