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期的班主任濮健英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不近人情。愿她的在天之灵对我的回忆不会生气。她没有结过婚，也一定不喜欢孩子。有一次我上课和同学讲话，她就罚我站着上课。然后训我，问我你长大后这样怎么行，你想做什么。当时我刚看过一部讲卫国战争的飞行员的苏联小说《真正的人》，就回答说我要做一个“人”，她于是大发雷霆，向全班同学介绍我这个满足于做一个人的不求上进的学生。小学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音乐老师陈海秋，我钟爱音乐应当部分归于他的启蒙。他组织了一个厨房音乐队，用厨房用品和乐器演奏莫扎特的小步舞曲。让我用一个胡椒瓶装满沙子打拍子伴奏，我们还到过北京东路外滩的广播电台去演出。
那时学校的教导主任特别凶，只记得他姓丁，名字不记得了。学生们都很怕他，他每天早晨都拄着一根手杖，站在操场中间监督学生进校，大家都尽量从旁边的楼里绕过去避免和他照面。那时的山阴路口有一家书店，前身是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后来我家搬到四川北路上的永安里，弄堂对面溧阳大楼的底层有三家书店，分别是兄弟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和东方书局，我也可以到那里租书看。当时的广播电台也播放一些故事节目，记得听过《汤姆沙耶历险记》《苦儿流浪记》。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把家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镜花缘》都找来囫囵吞枣般地看了一遍。
儿时我们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记得天冷了我还穿着短裤，手上老是生冻疮。父亲早逝，撑起这个家的是母亲，我的大姐也在18岁就参加工作养家，二姐被兰州的舅舅和舅妈领养，他们家没有孩子。我有一个远房堂兄在部队参军，母亲就被安排在一家军属装订工厂踩缝纫机，装订书籍和连环画。我课余时间就到母亲那里帮工，顺便看连环画，有时候自己也照着书上的人物在纸上画，这也培养了我的绘画兴趣。初中的时候读过一本苏联的纪实小说《初升的太阳》，讲一位少年画家，书中还有几幅这位小画家的水彩画，他的故事对我触动很深，使我热爱画画，日后我选择读建筑学和喜欢画画大概有某种联系。我画画没有老师指导，只是自己照着一些印刷品临摹，尤其是当时可以看到苏联的火星画报，经常刊登一些图画。
我慢慢开始懂事是在中学，还记得初中入学考试是在一所私立的新沪中学教室里，今天这所学校的场地早就变成了新开元大酒店。当时考的什么也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被复兴中学录取了。那时候复兴中学的围墙破破烂烂，好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翻墙进去，等我入学后围墙才修好，也有了门房间。学校的大楼也是过去日本人的学校，建于1916年，我儿时生活的虹口这一带有很多日本人遗留的痕迹，学校后面还有一座建于1933年的日本人上海神社。那时学校的一位木匠兼管门房间，他是一个从来就板着脸的让我们学生害怕的人，我们背地里叫他“副校长”。学校西面沿江湾路的围墙旁边是一排矮平房，我参加的船模兴趣小组就设在里面，隔壁就是木工间。我和同学一起找材料，做船舶的模型，还找了关于航海和气象知识的书自学。那位“副校长”还帮我们锯木料，渐渐赢得学生的好感。
作为初中生的我其实也是糊里糊涂的，很不成熟，大概也和今天的初中小屁孩差不多。有时候会和班里年龄大一些的同学一起去踢小皮球，被大同学看得起的话，就感到很自豪，让我上场踢球就很得意。同学们都很顽皮，记得有一次上课，不知哪个同学把门反锁，老师和同学都进不去，折腾了好一会。也有的时候教室里只有女生，男生都不肯进教室，大家就把力气最小的同学挤进教室取闹。学校前操场的东侧有一个小花园，我们在课间休息时还可以在花园和操场上玩，互相扔石子打仗，我的眼镜也曾经被石子打破。操场上的篮球有时候会飞过围墙抛到四川路上，大家就齐声喊路人扔进来。初二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曾经也在我们班上插班读过一个学期，后来就回宁波了，他的外号就叫“小宁波”。当时同学之间打打闹闹是家常便饭，还有人打过这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的脑袋呢。我读初中的时候，复兴中学还有劳动实践课，记得我们的教室就在一排矮平房里。这排教室后来改成实习工场，我还在实习工场的车床上车过一个螺丝帽。那时候有一位地理老师支玉琳曾经把家里的一辆旧汽车送给学校，让大家有感性认识，那时的汽车是十分稀少的。这个实习工场现在已经不见踪影，在我们高中毕业后翻造成一座教学楼。
回想起来，初中阶段对于我的成长是十分关键的，尤其是从初中二年级起我们有了一位把学生当自己子女看待的班主任胡冠琼老师，她一直做我们的班主任到送我们进入大学。她像慈母般对待我们这班学生，女同学还妒忌她对调皮的男同学给予更多的关注呢！她教我们数学，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同学的数学特别好。我们班有10个同学高中毕业后考进了大学数学系。同学们也一直惦念着她，2012年我们还为她的95岁生日祝寿，来了将近20位学生。也是她把我培养成少先队千部，使我养成待人接物和处事的方式，也使我思考问题开始考虑各个方面的问题，以后融入社会也方便了许多，让我终生受益匪浅。在胡老师的培养下，在高中入学考试的两个星期前我被告知直升高中。不必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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