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把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兴,通常以陈独秀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其初名《青年》,自第二卷始改名《新青年》)为标志。此前之1914年夏陈独秀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创编《甲寅》杂志,留美的胡适即是其作者之一;他所译之都德《柏林之围》就刊于《甲寅》第四期。章士钊1915年3月14日致信胡适,说曾在他报获读胡适《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对胡适译稿称是“高怀雅谊,倾感不胜”;尤望胡适于稗官而外更有论政论学之文见赐。说“此吾国社会所急需,非独一志之私也”。①可见章士钊对胡适之评价与期望是非常之高。那么,作为章氏同事陈独秀自然也会对这个“文才斐亹”的留学生刮目相看的。而就在刊胡适所译《柏林之围》的同期《甲寅》上,载有陈独秀那篇惊世骇俗的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陈于文中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①胡适不会不看,看了不会不对发此警世之言的陈独秀另眼相看。到1915年《甲寅》迁移上海,由亚东图书馆印行。亚东主人汪孟邹(名炼,以字行)是胡适的同乡,颇看重胡适其人。而汪又是陈独秀早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时的老朋友,患难与共,情同手足。汪将每期《甲寅》杂志寄若干份给胡适,请他在美分售给汉学界。待《青年》杂志创刊后,汪又充当了陈独秀与胡适交往的中介人。
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将刚创办的《青年》杂志寄给胡适,并函告他,此杂志“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主撰,与秋桐(即章士钊——引者注)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这自然是受陈独秀之托,向胡适约稿的。所以信中还说:“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是所感幸。”②
而两个月后,汪孟邹又写信给胡适,说“陈君望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③期望之殷无以复加。由此足见陈独秀为人诚挚。
胡适当时正在忙于准备哲学博士论文,课暇有限,无奈年长老友(汪孟邹长胡适十三岁)催促再三,便于1916年2月初,赶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结缘。④从这以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相辅相成,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不可或缺亦不可多得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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