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山先生返广州，设大本营。中山先生未返前，是胡汉民代帅，大本营设有驻西江办事处，我是办事处长。大本营也是没有经费的，财政部长古勃勤还要我们筹饷支持大本营。
第一师的势力以后向西江发展到肇庆，沈鸿英部下有一旅人在肇庆。时沈鸿英已有动作，大本营要解决他。我带兵去围肇庆城，工兵营长邓演达和陈济棠、张发奎、陈诚都一齐去，围城攻打不下，由工兵营挖城埋药，爆破十余大缺口，冲进城去，沈部逃跑的不多，都缴了械。我们溯江而上，占了西江。发展如此，梁鸿楷升为第一军长，我升为第一师长兼军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
我们在西江时，办了一个讲武堂，戴戟为堂长。黄琪翔、钱大钧等都来讲武堂训练军队。中山先生返广州后，一切经费，大部靠西江收人来支持。他想办黄埔军校，叫我和廖仲恺筹备。那时，蒋介石从上海跑来看我，并参观讲武堂。我找一些干部去办黄埔，邓演达、严重（邓的团副，人很好）、林伯渠、钱大钧、陈诚等都在那里工作。我因为在西江也要练兵，不能做校长，只做副校长，兼训练处主任，副主任是邓演达。
刘震寰、杨希闵等占了广州，天天开赌，不听命令，中山先生在广州很受气。商团事变时，滇桂军还包庇陈廉伯。我主张立即缴商团的械，请中山先生下命令给我去负责。商团事变解决后，刘、杨还是很跋扈。我带了一两团兵（其中有黄埔学生，北江调来的湘军和我从西江带来的兵）在小北江绕过粤汉路南下来攻广州，才把刘、杨的滇桂军解决了。广州统一了，然后大本营才有点权力，设元帅府，胡汉民为秘书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革命政府才象点样子。
那时，大元帅府的权力仅在广州和四邑，东江和南路仍未得手，我奉命去打梧州沈鸿英部，黄绍兹、白崇禧倾向我们，派陈雄来见廖仲恺，又来西江见我，跟我一齐出发，愿为内应。梧州守军旅长陆某投降，我被派兼梧州善后督办，黄绍兹为西江总指挥。我派徐景唐、陈济棠等帮白崇禧打八步，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军队，统一了广西。这完全是第一师帮他们统一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我不在广州。当时革命力量，还仅及广州及附近各县。北江都解决了，南路是邓本殷、吕春荣的势力，东江是陈炯明的老巢。第一次东征我只派了陈铭枢一旅去参加，收复了惠州，第二次东征是带陈济棠、张发奎去的。
国民党改组时，右派的人很不同意，如胡汉民、许崇智等，因此孙中山先生死后不久，我在西江得到急报，知道廖仲恺先生被人暗杀了。因为廖案，把胡汉民、许崇智赶走了。我回广州，把许崇智的兵缴了械，扣留梁鸿楷等，我接其军长职位。
广东国民政府将各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共编为六个军，我原在第六军，许崇智走后，我调任第四军。这时是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一次东征时，第一路打海陆丰，我打第二路，从惠州直趋潮汕，程潜任第三路经老隆到五华。时陈炯明在潮汕，林虎在兴梅一带，林虎想断我们后路，派兵由紫金南下。我得到情报，中途转兵北上与林虎兵遭遇于热汤圩，打得非常激烈，终将林虎主力击溃，因为在山地隘路，大军退却不易，主力就被我们歼灭，于是我率部进驻紫金。蒋介石由另路冒险猛进，遇敌反攻，行李尽失，狼狈不堪，由我派兵救援，将敌击溃，来会紫金。
在第二次东征前，我派陈铭枢去打南路，但是失败了，陈铭枢与朱培德由阳江退到四邑。我被命为南路总指挥，带张发奎的兵并指挥陈铭枢。我们另外又叫广西方面向钦廉方面策应，广西亦派兵帮助。时张发奎为副师长，黄琪翔为团长，都很勇敢。我们士气旺盛，一直打到阳江、雷州、琼州。钦廉方面由陈铭枢整顿，张发奎人琼州。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仍在琼州，因为我在广东的东江、西江、南路方面以及广西方面都有战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我回到广州时，国民政府开了一个盛大欢迎会，苏联代表团还送了我许多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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