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自1984年以来，共出版《西方法学史》《英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学史》（2000年两卷本、2006年三卷本）、《比较法学史》《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西方宪法史》《西方民法史》《法律移植论》等专著及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六十余篇。
　　曾于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1993年4月至1994年10月两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法制史。
　　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1997年1月起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000年4月起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6卷）》分为十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二卷，主要访谈1948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三至第十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70年代期间出生的法学家。

　　我担任民办教师的三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中学阶段学习的不足。我教过初中的语文、数学和英语课程。实际上是边教边学，现炒现卖，但却比较系统复习和巩固了中学所学的一些基础知识。我所教的英语课程，在全公社教育组的摸底考试中，学生成绩竟名列前茅。因此教育组决定让我给在暑假期间为全公社英语教师举办的培训班讲课。1977年，我被评选为华容县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戴着大红花出席了中共华容县委员会和华容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的表彰大会。
　　我当年能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主要归功于我初高中时期的几位英语老师。一位叫黄贤甲，是我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另一位是凌志敏，是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还有一位白云峰老师，他在我毕业以后仍然辅导过我的英语学习。通过他们，我学会了怎么通过电台的英语广播节目学习英语。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学习外语的方法，对于我后来进一步的学习帮助很大。我们当年上高中，也是在邓小平第一次恢复工作的那一年。我们那一届学校高中4个班，据说是按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分的班。我所在的12班是成绩最好的，我担任学习委员。高一的那一年，班主任老师每次考试后都要我把所有50来个同学各门考试总成绩按从高到低的顺序列表公布在教室后的一块大黑板上。在这种方式的督促下，我们高中一年级的学习的确抓得很紧。作为学习委员，我尤其不敢落后，特别是英语，记得有几次都得了满分。但后来马上就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高二那一年，学校把原来按成绩分的班全部打散，重新分成了4个所谓农机、农技、卫生和会计班。这时学生又可以写大字报贴在老师宿舍门口批评其出了偏题或难题。有关老师则要被迫予以解释。我们的高中学习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由于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恢复高考时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要报考外国语学院。要去考英语，主要是想利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因为当时大多数考生的外语都不太好。恢复高考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个好消息，我们都是盼望着的，肯定要去考。1977年我就参加高考了，初试也通过了，但是面试不太好，我们是在县属中学里学的，主要是口语不是很好就没有被录取。78年我又考了一次，这次重点加强了英语口语的复习和准备。那时考英语的人还是很少。我因为第一次没有考取，第二次我没有再报北京外国语学院，因为我想别人都有那么好的基础和条件，我的口语比不过别人，我报的似乎是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这样的学校，但后来我还是被北外录取了。那年北外在整个湖南省只招5个学生，其他4个都是省城长沙的考生，只有我一个来自农村学校，我是湖南华容县的，所以还是很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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