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克林顿后来回忆，“我听说，许多右翼人士参加了谈话节目……以及他们发表的庸俗言论。他们根本不考虑，他是自杀的，他的家人很伤心，他们可能让（福斯特的朋友和家人）感到心碎。他们只是将福斯特当作武器，攻击我们，将我们妖魔化。”无线广播节目主持人每天进行数小时广播，接听听众随机打来的电话，允许他们讲述各种谣言。约翰·肯尼迪从来不会遭遇此类麻烦。1960年，全国只有两家电台拥有谈话类节目；但是到了1995年，谈话节目的数量已经上升到了1130个，而且70％谈话类节目的听众是保守派。拉什·林
　　博本人便有2000万听众，并且节目在659个电台播出。所以，他对共和党领导层构成了影响。参议员少数派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希望在1996年挑战克林顿，竞选总统一职，他开始称福斯特的死是一种“所谓的自杀”行为。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对联邦调查局调查福斯特自杀案给出的无不法行为的结果给予了批评：“该案疑点甚多”。
　　而且，约翰·肯尼迪也无须担心私有资金支持的《美国观众》等右翼杂志。不过，该杂志的主要资助人，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却对克林顿非常敌视。1994年1月，《美国观众》刊登的一篇文章声称，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曾利用骑警为他与女人幽会提供了安保服务。文章的作者是戴维·布洛克（David Brock），一位31岁的隐性同性恋者。在他编写了诽谤性书籍《真正的安妮塔·希尔》（The Real Anita Hill）以后，布洛克成为了右翼的宠儿。
　　布洛克后来承认，他是一名“仇恨自己”的同性恋者，特别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暴露。他认为，如果能够对克林顿实施致命的攻击，那么《美国观众》将授予他永久职员的资格，他也可以顺利公开自己的身份。与建国初期专门制造丑闻的詹姆斯·卡伦德一样，布洛克根本不在乎记者的职业道德，他只想取悦自己经济上的顾主。布洛克回忆说：“我尽可能记录
　　骑警为其提供的各种肮脏服务。我利用自己非凡的探究精神，将所有的信息包含在这篇文章之中，包括没有明确新闻价值的细节。”布洛克说，“希拉里与已经去世的文森特·福斯特关系密切”，骑警们看到他们相互抚摸对方，并“接吻”。布洛克如此大胆地引用他们的故事，让骑警都感到惊讶。尽管《美国观众》的这篇文章令人质疑，但是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仍然以它为基础编制了一份报道，并冠名为“骑警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很快选用了这份知名度不高的右翼刊物中可信度令人质疑的文章，使之成为一条全国性新闻。哈伍德写道，“我们一直在传播负面消息，读者喜欢这些报道。
　　媒体很有可能像抛弃天气预报一样抛弃绯闻消息。“骑警门”事件爆发时，克林顿夫妇正试图通过医改方案。国会希望对希拉里提出的计划进行修改后通过——克林顿夫妇的计划覆盖所有美国公民，但是国会修改的版本仅覆盖91％的人口。总统的顾问们准备同意国会的妥协方案，但是希拉里要求丈夫放出风去，如果国会胆敢修改她的计划，总统将动用否决权。总统的高级顾问戴维·格根（David Gergen）批评说，之所以出现“骑警门”事件，是因为总统听从了妻子的糟糕建议。格根回忆说：“那段时间，他看上去就像一头在地毯上筋疲力尽的金毛猎犬，蜷曲着身体，耷拉着脑袋。这一事件使他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按照以往的作风，他会处于一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肯定不会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当克林顿宣布，他将否决国会修改的医疗方案后，希拉里的方案也未能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几乎被推迟了近20年。
　　“骑警门”事件也进一步推动了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门事件”的呼声。克林顿的顾问建议总统和第一夫人向媒体提交有关“白水门事件”的记录和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情况，以便澄清认识。总统后来承认，“我应该公开记录资料，否认有关指控，向所有希望了解情况的民主党人充分解释，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是，希拉里坚决反对公开自己的法律工作记录。由于“骑警门”事件，总统再次发现，他无力迫使妻子做任何事情。克林顿夫妇拒绝公开“白水门事件”的资料后，甚至连《纽约时报》都开始指责白宫掩盖真相，并且主流媒体与共和党一起，开始要求指派特别检察官调查此事。在肯尼迪时代，并不存在特别检察官的说法。美国司法部长负责调查针对总统的任何刑事指控。罗伯特·肯尼迪不仅漠视针对其兄长的指控，甚至强势打压。“白水门事件”后，国会于1978年创造了独立顾问这一职务——拥有无限传票权的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白宫发生的刑事案件。原则上，独立顾问似乎是检查总统职权的一个合适途径。事实上，特别检察官有点儿职权越界的嫌疑。1979年，独立顾问首次进行了调查，被调查者是吉米·卡特的办公室主任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理由是他在54激情俱乐部（Studio 54）吸食可卡因。第二桩独立顾问调查案的对象是卡特的竞选活动经理人，理由同样是吸食可卡因。但是，两次调查都没有提出指控。
　　1994年，在媒体和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双重压力下，克林顿犯下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糟糕的错误。他授权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指派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门事件”。雷诺选择了立场较为中立的共和党人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e）。费斯克重点调查了银行业务问题，并在6个月后得出了结论。《华尔街日报》社论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费尔（William Safire）很快便指责费斯克与白宫一起掩盖真相。于是，负责监管独立顾问的3名法官决定由肯·斯塔尔（Ken Starr）替换费斯克。克林顿意识到，斯塔尔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意味着麻烦即将来临，“他们在发动一场运动。上帝命令他们镇压异端。这就是他们的态度……肯·斯塔尔只是他们的小跟班。他随着这些人的指挥棒起舞，尽可能体现他们的意愿。”
　　最初，斯塔尔计划起诉吉姆和苏姗·迈克杜尔，然后迫使他们做不利于克林顿夫妇的证词。问题是，吉姆因心脏病发作已经死于监狱，而苏姗则拒绝证明克林顿有罪。于是，斯塔尔便以调查“白水门事件”的私密谈话为由，开始刺探克林顿的私人生活。他命令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询问骑警：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可能发生的15桩婚外情。一位骑警告诉《华盛顿
　　邮报》，“我的印象是，联邦调查局希望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们只想谈论与女人有关的问题。”一旦斯塔尔将目标从资金调查转移到绯闻调查，他肯定可以抓到比尔·克林顿的小辫子。
　　1994年，即选举的前一年，媒体对“白水门事件”的报道超过了对克林顿处理国内事务的关注。这年11月，共和党赢得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这是40年来首次出现的局面。控制了众议院，共和党便拥有了弹劾总统的能力，他们也决心达到这一目的。即将上任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宣布，他将推动20个国会委员会同时对克林顿政府进行调查，并将克林
　　顿政府称为“普通美国人的敌人”。不久，金里奇麾下的委员会便对白水门、旅行门、档案门、文斯·福斯特自杀和骑警门等事件进行了调查。
　　与此同时，布洛克在《美国观众》杂志上刊登的关于“骑警门”的文章引爆了一系列事件，影响了这段历史。该文简要提到了一名年轻女子，只知道她叫葆拉（Paula）。1991年5月8日，在小石城怡东酒店（Excelsior Hotel）的一次活动中，她吸引了克林顿州长的注意。据说，克林顿命令骑警找到葆拉，邀请她到房间与其会面。布洛克说：“葆拉与克林顿的会
　　面不超过一小时，等候在大厅的骑警可以作证。这位骑警说，葆拉告诉他，如果州长愿意，她可以长期做克林顿的女友。”文章中提到的女人是葆拉·科尔宾（Paula Corbin），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失败的电影演员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1994年5月，由于经济窘迫，葆拉·琼斯的丈夫怂恿她指控总统曾对她性骚扰，要求赔偿70万美元。
　　琼斯夫人声称，在酒店房间，克林顿“开始对我拉扯，好像他曾无数次实施过此类行为。他抓住我，将我拉到窗台旁边，试图亲吻我，根本没有问我愿不愿意或者其他问题。”据琼斯叙述，克林顿脱掉自己的裤子，坐到沙发上问她：“你愿意为我亲吻这里吗？”葆拉不高兴地说：“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女孩！”然后，便离开了房间。不过，葆拉的妹妹夏洛特（Charlotte）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她只是说，他邀请她到酒店房间去。等她到了之后，他让她进行口交，但是她拒绝了。她很激动，她绝不懊恼。”
　　琼斯夫人的指控存在着一些严重的漏洞。例如，她说的与州长相遇的时间有问题。事实上，当时克林顿并不在饭店。尽管如此，《华盛顿邮报》的迈克尔·伊斯克夫仍然坚持追踪她的故事。与他大学时期的英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样，伊斯克夫似乎决心要将总统拉下马，不论惜任何手段。自20世纪60年代起，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性绯闻事件的公共认识
　　改变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行为规则。肯尼迪时代被认为是“勾引”或“挑逗”的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可以作为法律诉讼的根据。琼斯夫人提起诉讼后，全国妇女组织（NOW）宣布：“性骚扰存在于任何地方——高级公共职位、行政套房、甚至在宗教讲坛内……每一个葆拉·琼斯的声音都应该得到倾听，不论她的年龄有多大，或者事件发生在多久以前；无
　　论她操着什么口音，或者她挣多少钱；也无论她与谁有关系。”冷战时期，任何知名度的律师都不可能以性为由起诉总统。现在，性骚扰法律为葆拉·琼斯提供了法律途径，使她可以针对在克林顿的酒店房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进行报复。一个名叫卢瑟福协会（Rutherford Institute）的保守组织承担了诉讼费用，为她提供了诉讼所需的全部费用，一直坚持到最高法院进行审理。
　　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琼斯说，她将指出克林顿阴茎的特别弯曲状态。媒体猜测，总统可能患有佩罗尼氏症（Peyronie’s disease）。这种疾病使阴茎形成斑块或硬块，勃起之后呈现出弯曲的情况。于是，总统的阴茎成为了热门话题。1997年10月10日，克林顿的律师鲍勃·贝内特（Bob Bennett）特地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面对国家》
　　（Face the Nation）的节目，他向美国公众承诺，“从大小、形状、方向，以及偏执者想到的任何方面来看，总统都是一个健康的男人。”然后，贝内特让克林顿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并未发现弯曲的症状。保守的《华盛顿时报》报道了总统在10月15日接受的不同寻常的体检。不过，它还指出，“明确诊断只有在诱导性勃起时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据悉，
　　克林顿先生体检时并未这样做”。于是，保守派媒体开始声称，克林顿肯定接受了手术，以便隐藏这一问题。不用说，约翰·肯尼迪时期的媒体绝对不会讨论这些。
　　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来没有人对在任的总统成功实施民事诉讼。人们认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总统不应受到此类事情的干扰。1982年，最高法院甚至规定，在职总统不受与其职责有关的民事诉讼的影响。然而，冷战结束后，人们对总统可能遭受影响的顾虑逐步消失。1997年1月，最高法院对琼斯夫人诉讼克林顿案一致裁定，与就职前个人行为有关的民事诉
　　讼，总统不具备豁免权。克林顿对该裁决的评价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可笑的裁决之一”。《纽约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微笑以对”。
　　文章称，既然琼斯夫人声称观察到“总统生殖器上的某些特征，她应该宣誓，并要求总统脱下裤子接受检查”。由于国会、肯·斯塔尔、迈克尔·伊斯克夫和葆拉·琼斯资金充裕的法律团队都试图刺探克林顿的私生活。因此，1997年已经具备了揭露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绯闻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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