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史蒂芬的故事是从1962年的夏天开始的，或许还比这早十多年，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五十年代初，七岁的我进入圣奥尔本斯女子学校上一年级。隔壁班级有个留着蓬松金棕色头发的男孩，他总是坐在靠墙的座位上。那所学校也招收男生，我的哥哥克里斯多夫就在初中部上学。我们老师不在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就要和高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听课，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看到这个男孩。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我确信这段早年的记忆不会有错，因为史蒂芬确实在那里学习了一个学期，然后才转到几英里外的另一所学校。
史蒂芬的妹妹们在这所学校学习的时间较长，所以我对她们的印象也清晰些。玛丽是两姐妹中较大的，只比史蒂芬小十八个月，性格古怪，十分与众不同。她身材丰满，常常衣衫不整，心不在焉，仿佛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最大的财富就是那晶莹剔透的肤色，却被一副厚厚的眼镜挡住了，实在不敢恭维。菲利帕比史蒂芬小五岁，她眼神明亮，比较情绪化，一头金发，常扎着短辫子，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学校要求学生严格遵守教学纪律，而这里的小学生和所有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不能容忍标新立异。拥有一辆劳斯莱斯和一栋乡村住宅没有问题，但如果像我一样，交通工具仅仅是一辆战前标准10，或者更糟糕如霍金家，只有一辆老式伦敦出租车，那便会成为取笑和蔑视的对象。霍金家的孩子们就曾卧倒在出租车里，以防被同学看见，可惜我家的标准10里面无处可躲。后来，霍金姐妹都离开了圣奥尔本斯去别处上学。
我一直很熟悉他们的母亲。她个子不高，削瘦却很结实，常穿一件毛皮大衣。她经常站在我学校附近的斑马线边上，等着她的小儿子爱德华坐公车从乡下的预备学校回来。我哥哥在圣奥尔本斯学校上完初级班后也去了那所叫做艾莱斯福德的预备学校。那儿的男孩子们全穿粉色——穿粉色的夹克，戴粉色的帽子。那里是小男孩的天堂，尤其适合那些对学习没兴趣的孩子，主要的活动就是游戏和野营等，我的父亲还经常为他们的表演伴奏钢琴。当我刚认识霍金一家的时候，爱德华才八岁，已经长得十分英俊并且魅力十足。不过他发现在收养家庭中，与他人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或许是因为他们习惯在餐桌上聊书籍，而那些不读书的人在他们眼里就相当于不存在。
我的一个同学戴安娜·金曾经见识过霍金家的这种习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后来听到我和霍金订婚的消息后不禁惊呼：“天啊，简！你要嫁进一个疯狂的家庭了！”实际上，正是戴安娜第一次把史蒂芬介绍给我认识。在那个1962年的夏天，期终考试结束了，距离学期正式结束还有一段时间，戴安娜、我最好的朋友吉莉安和我正在享受着这段无忧无虑的闲散时光。由于我的父亲是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级官员，所以我有机会在学校、作业、考试之余初涉成人世界，例如有一次在下议院用餐，另一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参加白金汉宫里的花园派对。戴安娜和吉莉安即将离开学校，而我则会留下来在下个学期担任学生会主席，同时准备大学申请。那个星期五下午，我们整理好行李，戴上草帽，决定去镇上闲逛喝茶。还未走出多远，就看到到马路对面有一个年轻男孩跌跌撞撞地迎面走来。他步调怪异，低着头，脸被蓬乱的棕色头发挡着。他目不斜视地走着，似乎沉浸在思考中，也根本没注意到马路对面的几个女孩。他几乎算得上是刻板沉闷的圣奥尔本斯镇上的一道奇景。吉莉安和我无礼而惊诧地盯着他，只有戴安娜不动声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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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
简·霍金在书中讲述了她在声名显赫的丈夫的生活中扮演了何种重要角色……但更是一种来自黑暗边缘的呐喊。
——《每日电信报》
“当一段婚姻终结时，曾经将自己的全部献给它的妻子将何去何从？对于简·霍金来说，爱与失的物理原理都存在于内心的宇宙中。”
——《卫报》
“简真切地记述了她婚姻中最后那段痛苦时光的点点滴滴。”
——《独立报》
“简·霍金那痛彻心扉而扣人心弦讲述让人回味无穷。”
——《爱尔兰时报》
“这不是一本为自己辩护的书，即便她所经历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史蒂芬努力地保持思维清晰是英雄之所为，简也曾努力地平衡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与日俱增的需求，她的坚强毅力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周日独立报》
“简对前夫的描述充满了温和、尊敬和爱护。”
——《周日快报》